论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及路径选择五、新闻舆论监督与维护司法权威的关系：“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开会都是法，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根据党的各项决议指示写的，它也是法。”这种将人民日报社论等同于法律的文件精神，反映了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新闻的独特地位。这种观念在新闻业已经开始走向市场化以后，仍未得到彻底改变。其二，多年来，我们过分地强调了司法的工具性，忽略了对司法自身价值的认同和培养，导致司法在面对社会舆论干预时难以保持其独立、公正的品格。近年来，大众传媒的市场化和已经走在了司法观念变革之前，从而导致了司法面对大众传媒时的不适感和窘迫感。其三，民众及社会对待传媒的观念尚未彻底改变，而人们对司法权性质和司法独立意义的认识尚待提高。传媒所表达的观点和见解是新闻自由背景下人们对某一具体案件所持的众多观点中之一种，它不应当成为司法判决形成的基础。同样，如果司法独立的精神已被人们所普遍理解，那保护和捍卫司法独立的责任就会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来承担。正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退休法官傅德（EberhardFoth）在论及德国的司法独立时谈到：“新闻媒介在德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可以写它想写的东西，它也可以批评法院的判决，而且它也经常这么做。但值得一提的是，对法院判决的批评还从未导致对法官独立性的批评。相反，一旦新闻机构发现法官的独立性可能受到削弱，它便会不遗余力地来捍卫它。”[19]的缺憾与法官整体素质局限性的结合，是当前超审限案件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有错必纠与再审“无限”。再审程序作为对既判案件的一种补救制度，它在制度设计上受一定价值观的指导和制约。多年来，我们在再审制度的设计上一直以“有错必纠”为价值取向，这就导致对既判案件提起再审程序时主体的多元性和理由的广泛性。“有错必纠”原则的思想基础是实体至上的价值观和结果至上的利益观，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轻视程序自身的价值。由于我们对“错案”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加之形成“错案”的原因大部分源于我们在程序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疏漏，这就导致再审程序可以被反复提起，司法的效率因这种重复审判的过程而逐渐降低[24].第三，超职权主义与法官的职责。我国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了超职权主义的诉讼原则，法官在开庭、证据收集、审理期限等方面具有较为广泛的权力；同时，法官个人围绕案件在实体上的正确又担负着较多的职责。此外，我国现行法官制度中的行政化因素决定了法官不可能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案件的审理中。一名法官既要负责证据的调查核实、开庭前后的准备、案件的请示汇报、案卷的整理归档等，同时还要接受当事人的上访、当地政府的临时工作调配、地方党委的询问和调查以及人大的监督与质询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四，法官与案件的数量之比决定于法官数量与法官质量之比。法官数量与法官所办理的案件数量之比确实能够反映出一国司法权力运行的现状和效率，但是，如果我们无视法官数量与法官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对当前制约中国司法效率的原因作出正确的估计。建国以来，我国没有建立系统、严格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现有法官队伍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部门通过招干和调干等方式进行填充。这种法官任职制度的地方化导致大量从高等政法院校毕业的学生进不了当地的法院，而能够进入法院的主要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一些干部子弟。他们采取先招工、进法院、再转干、后进修、成法官等五大步骤，即可由一名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通过在职进修转而成为一名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这种法官素质的低层次导致了审判的低效率，而审判的低效率又反过来刺激地方政府盲目地扩充法官的编制，最终陷入法官人数愈来愈多而素质愈来愈低的恶性循环。第五，司法统计方法与前提的缺憾。从现有的司法统计资料来看，我国法官的数量与年审结案件的数量之比与国外相比，确属效率低下。但是，如果对这种统计结果赖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进行必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司法统计制度的缺憾。首先，从案件数量的构成上看，国外法院受理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