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企业家是百里挑一的稀缺资源，其价值实现却有赖于资本和团队，而资本和团队自愿“押注”于企业家的创新，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认同，所以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领导力和企业文化。企业“活宝”许多企业家把文化视为企业追求卓越的无价之宝。但在现代企业的经营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企业家的“跳槽”或“下课”，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而变。一个企业的文化，通常就是该企业一把手的文化，在一把手“活”在企业之时，他所推崇的文化就是“无价”之宝。由此看来，文化仿佛是企业家的“活宝”——在企业和企业家活着的时候，才是宝贝。企业一旦经营失败，或者一把手因故离开了企业，他所推崇的企业文化也会销声匿迹，风光一时的“无价”之宝会变得一文不值。即使前任定下的规矩必须“萧规曹随”，继任者也会换一套说法，很少有人还会默诵着前任的语录，亦步亦趋。通常只有家族企业才会把家族文化奉为不朽的商业信条。这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企业文化究竟有没有商业价值？企业是否存在不因人而异的普世价值观？警惕过度“文化”文化一词源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后人解读为“以文化人”，本来不是商业术语。商人讲文化，通常离不开本民族的人文传统，所以很难永续传承。因人而异的企业文化通常带有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仁义礼智信”中取出的任何一个字尽情演绎，演绎中又可援引诸子百家乃至耶稣佛陀等宗教信条。更有甚者：人未成“宗”，话已成“教”，本来是“忽悠”别人的企业文化率先“忽悠”了自己！企业经营的决策是要有独裁的，因为“总裁”就是独裁，而独裁者身边必有谄媚之人，于是乎，企业文化在传播中多半会被没有文化的执行者们曲解，甚至演变为公司政治的工具失信于团队，失信于股东，失信于客户。长此以往，企业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过度“文化”是企业经营的一种亚健康形态。以信为本文以化人，而企业的“企”字却是“人＋止”，从制度产生的本源看，企业制度是超越“人”而存在的，这就要把商业文化的一般理念和因人而异的文化诠释区别开来。在中国，文化正统的排序是“仁义礼智信”，社会正统的排序则为“士农工商”，由此推论，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排在后面的“智信”二字。文化以人为本，商人以信为本，若把企业家从一般商人独立出来定义为创新的推动者，则“智”字可以代表创新。然而，无论是“信”还是“智”，商业成功的标准都离不开利润，这就要把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与商业文化区别开来。商业文化，无论商人的姓氏为“赵钱孙李”或“周吴郑王”，成功者都离不开三个字：利-智-信。纯粹做人，可以不言利，可以无智慧，可以不求信，但要做企业家，三者缺一不可：无利不起早，无智不创新，无信不成功。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说明成功和成仁是分离的，破产企业的商人也可以把人做好，但好人却未必都能成为好商人。仁德礼义是做人之道，利-智-信则是为商之道，其中以“信”为至尊，所以说，商人一诺值万金。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业必须逐利求生存，成长期的企业始于创新求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守本守信求规模，所以利润是根，创新如命，信用为本。认清“利-智-信”企业文化不能回避“利”，商人讲文化而不言利，这是商人的虚伪。从商者，可自我冠名为儒商、仁商、德商等等，都是反商业文化的杂交概念，混淆了社会人文与商业文化的差别。商人逐利乃天经地义，亚当·斯密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前者解读财富的性质和起源，解读了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后者诠释社会人的道德情操，解读了理性自然人的行为。企业家群体，是人格分裂的二元化行为主体，作为自然人可立德立言，作为企业家要成长创新。因为，企业家是公司创新成长的永动机，而利润则是永动机的润滑油。自然人的天性可以温文恭俭让，而企业家的天性却必须承担责任挑战风险。企业文化若绝口不言“利”，不仅漠视了资本家的逐利天性，而且违背了企业家的诚信准则，看似高雅智慧，其实虚伪愚蠢。在商业文化中，“信”高于“利”，“利”高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