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而治：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历史镜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都同统治者注重实行“德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关于“德治”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其中包含着人治等一些糟粕，但是其治国基本思路，至今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垂拱而治是治国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中国古代爆发过很多次农民起义，证明以前的社会还没发展到垂拱而治的程度。客观上，那时候统治者的思想理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具备垂拱而治的条件。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明清之际，中国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就是探讨封建体制、郡县制度的弊端所在。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便是指西周赋予封国之主权过大，最终形成指挥失灵、尾大不掉的分裂之局。而“郡县之制，其失在上”，则是指宋元明以来中央过于集权，造成地方无力施政的状况，可谓一针见血。顾炎武还说到“小官多者，其世盛也；大官多者，其世衰也”，即小官多了，这个朝代就会兴盛；满街都是大官，那么王朝就会衰败。这句话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吏”治之弊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传统中华帝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是，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但却随意地大量使用胥吏和衙役去承担基层繁杂的行政事务，因而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擅长的无非是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不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存在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老百姓最直接、造成社会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这种“县政”之弊。正如明代隆庆年间著名清官海瑞所说，我凭借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仍感到“窝蜂难犯”，“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曾经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这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就像“历史幽灵”一样缠绕着皇权专制集权制度不放，一直伴随它走向灭亡为止。基层治理模式是国家体制在乡镇的一种反映，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候统治集团治国理政理念的烙印。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环节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色彩太重。“吏”像幽灵一样始终对应着古代的王朝体制，就像笔者在《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一书上讲到的，体制是藤，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种各样不正常的问题，就是那根藤上长出的歪瓜。在专制体制下，吏治的弊端被不断放大。一方面吏是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必须通过他们来稳住乡村；另一方面，吏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挖统治集团的墙脚。这种矛盾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或底层老百姓把吏看成皇帝，因为他们在基层代表了皇权，也代表了皇帝。所以，他们在暴动的时候，先反吏杀吏。为政以德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都同统治者注重实行“德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虽曾有过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但从秦汉以后思想领域便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之局。相应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乃至道德观念基本上是由此三家的思想贯穿并影响于历朝历代。从道德观念上说，儒家道德观念主要是强调“忠、孝、仁、义、礼、智、信”的宗旨，并以此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意识；释家之道德观主要集中于“慈悲”二字，所谓“慈”乃是“与人乐”，“悲”即是“怜人苦”；道家则强调“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此二者又进一步因其宗教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响而演变发展为我国民间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因果道德观，从而构成了中国大众道德观上绵延不绝的主流意识。而以上三家道德思想的共同主旨又集中地表现为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