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企业公民权利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显然，党和国家期望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确保我国在经济发展上既能激发出一切积极因素的活力又能保持公平、有序。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30多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并非新问题，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越位”和“缺位”被认为是困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老大难”。基于现实的国情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的问题在我国主要是如何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的问题。当前，党和国家已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升格为“决定性”，这无疑对政府职能的再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主要依靠政府的“觉悟”，这意味着一旦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的觉悟不够就容易使改革陷入僵局。如果说依靠政府觉悟来调整其自身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德治”的表现，那么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法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建设法治经济是推进依法治国在经济领域中的具体体现。那么，在“法治”的新思路下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所面临的困局究竟应该如何突破？这就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1向企业法人赋权：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的法治路径如前所述，当前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过程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以及错位。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管了自己不该管的事情政府职能的缺位则是指政府对市场干预不足，该管的事情却不管；政府职能的错位则是指政府不知道自己在市场经济中该管什么或者该怎么管。可以说，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约束政府权力，使政府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管住自己的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约束政府权力有多种方式，主要包括：“以权力约束权力”、“以权利约束权力”、“以道德约束权力”以及“以社会约束权力”等。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重构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以权利约束权力”。就“以权利约束权力”而言，法治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法治是确认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从根本上讲，法治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的意义就在于使公民的各种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并通过法律这种强制性手段加以保护，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救济。另一方面，法律还对政府权力加以各种限制，是约束政府权力的有力工具。法治通过法律为政府权力划定范围和界限，政府权力只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才是合法的。法治还对政府权力运作的程序、期限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使权力运行制度化、规范化，从而避免权力失控现象的发生。总之，法治是“以权利约束权力”的现实保障。那么，在法治的思路下，在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中究竟要让谁用权利来约束政府权力？或者说，通过法律究竟要向谁赋权？尽管在这里探讨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但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所要赋权的对象却并非市场。从本质上说，市场是不同行为主体之间通过交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归根结底是在干预那些在市场中开展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后者即是真正需要通过法治建设获取权利的对象。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是基本经济单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强调要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三个要点，“即以完善的法人制度为基础；以有限责任为特征；以公司形态为代表”[1]。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具备法人地位的公司制企业越来越占据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制度与资本积累的需求是相契合的。因此，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在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需要赋权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法人，而向企业法人赋权就意味着发展企业公民权利。2何为企业公民权利在本文中，企业公民身份是指企业法人的公民身份，即企业法人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企业公民身份是通过企业法人享受相应公民权利以及履行相应公民责任来予以确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