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金融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肖钢《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0日07版）1912年2月5日，经孙中山批准，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现50号）大楼宣布成立。资料图片1912年2月6日的上海《申报》关于中国银行1912年2月5日成立并正式营业的报道。资料图片中国银行1912年第一次发行的兑换券（5元面值）。资料图片一场伟大的革命能否成功，与有没有金融的支持关系十分密切。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导言里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控制法兰西银行，“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充分认识到金融对于革命发展和新生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辛亥革命爆发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孙中山先生立即批准将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民族金融业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之中，为推动革命发展和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迫切需要金融的支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此后短短几十天内，革命党人迅速占领了南方半壁江山。革命的推进急需资金的支持。10月31日，孙中山致电美国人咸马里时说道：“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因此贷款是必要的。”12月23日，孙中山在会见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时首先提到借款问题：“阁下能否立即或在最短时间内，贷款予革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问题更加凸显。根据实业家张謇估计，临时政府每年开支至少须有1.2亿两白银。而当时脱离清政府统治的各省地方政权林立，为了保证自身开支，各地都紧紧抓住本地税源，临时政府对此毫无办法。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牢牢控制住海关收入，并阻挠临时政府从西方资本家那里获得贷款。面对严峻的财政形势，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充分意识到，要巩固新生政权，就必须发挥金融的作用，在临时政府没有稳定财源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救急的办法，发行军钞、募集公债这已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迫切需要。中国银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辛亥革命伟业中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在强大的外资银行势力下艰难萌芽，陆续成立了20家本国银行。其中，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是最大的银行机构，设有分行21家，分号35处，基本覆盖了全国主要城市。武昌起义后，大清银行除上海分行外其余分支机构纷纷停业。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为支持革命，将广肇会馆所存的规元50万两转交孙中山，解了革命党人的燃眉之急，为临时政府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孙中山立即予以批准，并要求“先行开办，克期成立”1912年2月5日，距离中华民国成立仅1个来月，中国银行就在上海原大清银行的旧址上正式成立，立即承担起了巩固新生政权、服务经济民生的历史重任。一是收兑军票。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国银行成立当日即发布公告，决定发行南京军用钞票，并明确本钞票自发行之日起，经3个月后可持票到中国银行兑换通用银圆。临时政府共发行了500万元军用钞票，到1912年10月，中国银行基本收兑完毕。1913年8月1日，中国银行在《申报》发布消息：“民国元年南京政府发行军用钞票五百万元，由上海中国银行陆续代为收回，已达四百九十九万九千八百三十九元，其尚未收回之一百六十一元，统限至阳历本年九月底止一律兑现。”军票如期收兑，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新政府以巨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新政府的信用，有力地稳定了军心和民心。二是发行货币。中国银行成立后，为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立即将大清银行向美国订印但尚未签字的1元、5元、10元三种钞券，加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和“中华民国元年”字样，加上图章、签字和地名后发行。同时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有“中国银行”字样的新钞。新钞发行后，财政部、外交部立即“通咨京外各机关……京津沪宁之汇兑，公私机关之划拨，不必事事仰赖外国银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