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引《诗经》特点初探冯蔚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摘要：董仲舒《春秋繁露》20多篇称引《诗经》，篇目主要涉及《大雅》、《小雅》、《邶风》、《卫风》、《魏风》、《周颂》、《商颂》、逸诗；多引用《诗经》原来诗句，带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改易引用《诗经》部分字词或句序，为释文所用；引用《诗经》的一些诗句，进行阴阳灾异观点的阐释；客观上使严肃的论说文章增加了诗意和文采。关键词：《春秋繁露》；称引；《诗经》；义理论述中图分类号：(请自行查找)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065(2011)05-0001-03董仲舒治《春秋繁露》，“把春秋公羊学推向高峰，在当时被尊奉为‘一代儒宗’”[1]47。在汉武帝、汉宣帝之世朝廷“决大疑”、大臣呈奏议乃至“决大狱”，都以《春秋》大义为断，以《春秋繁露》对《春秋》的释义为准的[1]49。“董仲舒对《春秋》经传的阐释，主要包括：突出《春秋》具有纲纪天下的神圣法典的意义；‘大一统’的政治观；‘张三世’的变异观；‘通三统’的改制观；‘德刑相兼’；天人感应和谴告说；经权之说”[1]54。《春秋繁露》81篇(其中有3篇阙文)，约22篇引用《诗经》30余处诗句作为阐释经文的材料，增强了说理文的说服力和文采。《春秋繁露》引用《诗经》的篇目，根据刘毓庆、郭万金统计，涉及的有：《国风》3篇，即《邶风·谷风》、《卫风·氓》、《魏风·伐檀》；《小雅》8篇，即《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宛》、《巧言》、《小明》、《大田》、《绵蛮》；《大雅》10篇，即《文王》、《大明》、《棫朴》、《皇矣》、《文王有声》、《假乐》、《抑》、《云汉》、《烝民》、《江汉》；《周颂》3篇，即《我将》、《武》、《敬之》；《商颂》1篇，即《长发》；逸诗1篇，同时强调“《诗》道志，故长于质”和“《诗》无达诂”的诗学观点[2]228-234。一、《春秋繁露》多引用《诗经》原句，内容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为巩固西汉大一统政治局面、维护君权，《春秋繁露·玉杯》提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3]31，君王必须受天道和道德制约，接受“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熏陶。所谓“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诗》道志，故长于质”[3]35-36。有很强的经世致用意味。周桂钿认为，社会现实是董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的欣赏，主要是因为有现实的针对性，针对的也是汉武帝关切的问题”[4]356。而思想现实是董学论证方法的依据，《春秋繁露》就是“借阐发《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来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4]357。苏舆解释：“《诗》言志，志不可伪，故质[3]36。”《春秋左传正义》中有赵孟“《诗》以言志”的话[5]1997，他说的是“赋诗言志”，是从用诗角度说的，而不是指诗的本质是言志的[2]155。刘毓庆采纳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认为《孔子诗论》中“诗亡隐志”，是孔子对诗的人伦道德和政治教化意义进行了开掘，使得“人们开始由对外加于诗上的‘志’的关注，转而为对诗自身所藏之‘志’的关注。……《毛诗序》的美、刺说，就是在‘诗亡隐志’观点的基础上，强化‘志’的政治性、目的性意义而形成的”[2]156。钱穆先生认为，“汉代儒家之盛，与夫博士之限于儒生经师，其事始武帝，而其议则创自董仲舒[6]195。”董仲舒引《诗》时亦较多关注诗的本意。苏舆《董子年表》曰：“《汉书》本传云：‘少治《春秋》。’知仲舒治《春秋》在景帝前。而考其书所引，兼及《诗》、《书》、《礼》、《易》、《孝经》、《论语》。是董子又兼通群经。而以《春秋》为归宿者[3]477。”董仲舒服膺以“六艺”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它是天地间正气之所在，代表着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劝汉武帝“强勉学问”和“强勉行道”[7]2498，“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7]2499。“《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