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抑或妥协:国家政策与民众意愿的冲突摘要：1980年代中国生育政策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一方面是它关涉国家为了达到既定的经济和人口目标，对民众生育子女的数量实行了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受传统生育文化以及当时较落后的社会经济、较欠缺的社会保障背景等多重作用，民众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意愿和要求超出了国家对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通过对1980年代国家为了满足民众适当的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最后制定出国家和民众都较满意的生育政策这一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关乎冲突双方现实利益面前，冲突双方是有可能寻求现实利益上的妥协，实现国家政策与民众意愿两者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双赢的。关键词：国家政策；民众意愿；生育政策：C924.21文献标识码：A:1008-716803-0063-07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将冲突视为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该理论认为：社会的各部分永远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平稳运行的，实际上，它们是互相冲突的［1］。本文试图用社会冲突理论诠释1980年代中国生育政策在运行的过程中，国家政策与民众意愿在面临“坚持抑或妥协”时的选择，从一个侧面印证社会学冲突理论在当今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980年代中国生育政策的运行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一方面是它关涉国家为了达到既定的经济和人口目标，对民众生育子女的数量实行了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在传统“早多男”的生育文化和当时比较落后的社会经济以及较欠缺的社会保障背景的多重作用下，民众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意愿和要求超出了国家所制定的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于是，就产生了冲突。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科塞关于冲突原因的命题：当不平等系统中的统治者对现存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更有可能发生冲突。由于这场冲突关涉双方的现实利益，他们更有可能寻求在实现利益上的妥协。因此，这场冲突的双方在共同利益面前逐渐妥协，从而实现了国家政策与民众意愿两者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科塞关于冲突功能的命题在这里又得到印证，即社会冲突是否有利于内部适应，取决于是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以及冲突发生的社会结构［2］。一、冲突的缘起：国家政策与民众意愿的冲突对社会冲突的定义有多种方式。科塞认为，冲突是对有关价值、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2］。在这个定义中，科塞把冲突的原因归结为权力、地位、资源的分配不均等物质性因素和价值观的不一致等非物质性因素。在科塞看来，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在互动中均可构成冲突的根源。对民众来说，如果生育子女的数量也是一种价值、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话，那么，1980年代中国生育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就是国家政策与民众意愿基于对这样的价值、稀有地位、权力和资源的要求和斗争，即广大民众为其生育子女这“一种价值、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等物质性因素和价值观而与生育政策产生的冲突。国家为达到既定的经济和政治目标1978年12月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使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国家对人口控制提出了三个明确目标：到二十世纪末人口数量不超过12亿；到二十世纪末人口增长为零；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当时中国的人口形势是这样的：1978年、1979年末总人口分别为96259万人和97542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8.25%。和17.82%0,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2.00%。和11.61%o，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12、2.240根据人口基本情况，设定不同人口增长的参数，会出现不同的情况。1978年末总人口是96259万人，如果按照新中国成立后到当时年均递增2.0%推算，到20世纪末是14.8亿。如果按1966年〜1971年间年均递增2.6%推算，到20世纪末近17.0亿。如果按照当时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水平，即农村、城镇两胎以上比例分别为30.0%>10.0%,则年新增人口1000多万，到20世纪末全国总人口数量接近13亿。如果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小孩，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降到1.0%以下，到20世纪末全国总人口数量控制在12亿以内。要实现国家提出的三个人口控制目标,学术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