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主义的崛起看甲午战争的起源在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等明治维新元勋们的推动下，富国强兵成为明治政府的首要国策。为了实现上述的战略构想，山县在国会上要求大幅增加军事支出，而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伴随着间续爆发的大大小小的各次战争，日本政府的军费开支，更是逐年累升。军事扩张与对外战争，成为日本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无法抹消的一条主线。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兵装束日本第三任首相山县有朋有“战争狂人”之称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本文作者：项小凯1890年12月6日，在第一届日本帝国议会上，第三任首相山县有朋就日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发表演说。山县在演说中提到，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执行了三百年锁国政策，虽然大体平安无事，但也因此未能跟随世界前进的大势，以至于延滞了发展。山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像德意志帝国那样，尽快地扩张日本的国势。为此，日本政府不但要确保“主权线”，还要保证“利益线”。这是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政府首次对于周边战略进行明确的阐述。山县有朋的这番说辞，源自德国学者洛伦兹·冯·施泰因的地缘政治理论。所谓主权线，在此指的是日本国土，而所谓的利益线，则是那些“如果被敌国所支配就会威胁到本土的疆域”，再具体一些，山县在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指的就是朝鲜半岛。在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等明治维新元勋们的推动下，富国强兵成为明治政府的首要国策。为了实现上述的战略构想，山县在国会上要求大幅增加军事支出，将日本的军事费用创纪录地扩充到财政预算的30%。而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伴随着间续爆发的大大小小的各次战争，日本政府的军费开支，更是逐年累升。军事扩张与对外战争，成为日本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无法抹消的一条主线。山县发表演说的3年7个月又17天后，清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政治对比在当时的明治政府看来，朝鲜半岛不但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凝聚了多重的历史含义。13世纪，蒙元帝国曾经以朝鲜半岛作为主要的军事基地，分别举兵3万与15万，时隔7年两度进攻日本。尽管这两次战争都以日本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规模空前的战争压力，也对当时日本的国内局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战争激化了日本镰仓幕府与地方武士家族的矛盾，加速了镰仓幕府的衰落与解体。镰仓幕府之后，经过了较为弱势的室町幕府，日本进入军事权威更为强化的德川幕府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经过三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幕藩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幕府-天皇二元政治结构，为后来的明治维新以及立宪君主制的产生埋下了历史的伏笔。作为一个与东亚大陆隔离的岛国，日本在二战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从未被外来政权统治过。而历史上的中国，不但反复地改朝换代，而且也屡次建立起由外来民族支配的中央政权。在民族与政治的不断融合中，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它的经济基盘是传统农耕，它的制度实体是官僚政治，而它的政治文化，则以外儒内法为显著的特色。与严重抵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蒙元帝国不同，满清在建政初期就积极引入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第一代顺治皇帝登基仅两年后开科举，着手为帝国的权力体制招募官僚人员。作为一个由外来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可以说，满清在统治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它不但大幅扩张了传统帝国的疆域，而且以中央帝国的身份，与周边的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小国构建起稳定的朝贡关系。在清朝浩瀚的编年史书中，对于这些小国的记述，通常只有简略的一句“是岁入贡”。不过，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经太平天国的内乱，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屡战屡败，满清帝国的中央权威已经严重衰落。随着英、法等国在亚洲殖民活动的兴起与扩张，清朝与周边小国的朝贡体系也趋于瓦解。至1890年代，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已是仅存的仍然与清朝维持朝贡关系的接壤国家。朝鲜的人心向背与一海相隔的日本不同，朝鲜半岛在北部与中国大陆接邻，长期受中国政治气候的影响。13世纪，统治中国的蒙元帝国将朝鲜的高丽王朝变为自身的藩国，并强迫高丽王子与蒙古公主通婚，将蒙古血统混入高丽王室。后来，随着蒙元帝国的崩溃，高丽王朝也衰落式微。1388年，高丽武将李成桂发动政变，几年之后建立朝鲜王朝。为了获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