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1）内容提要：从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界以"后"相标榜的各种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似成蔚然大观之势，但实际上当中国后学的始作俑者从西方现代理论自我反省的边缘地带获得沟通两个世界的合法通行证时，却抛弃了后现代理论本应具备的有效反思能力；其后风行于中国大陆学界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不但在西方的各色殖民话语面前显得身份暧昧，又与中国自身文化脉络中的种种遗绪纠葛不清，同时还不知不觉地承担着在中国将现代化叙事进行到底的奇特使命。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些流行于中国知识界的后现代思潮藉以确立自己身份所依附的理论形态，以及他们在表述过程中所形成的角色位置。同时作者认为，在历史研究领域，弥散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能量。首先应该声明，本文撰写的初衷虽然是想处理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思想界存在的所谓"后现代"问题，但我一直以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标准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包括其表述方法、思维逻辑、师承关系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态度等等，都表现得犹疑不定，难以定位，以至于在我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大多数自我标示或被划归"后现代"之列的论者，其实最终均无法把真正"后现代"的原则贯彻到底，由此亦无法证明自己是个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以至于我始终怀疑中国是否真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后现代"思想派别。中国式"后现代"思潮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思想表述总是与某种特定的理论形态纠缠在一起，其攀附其上的程度，往往使得我们无法孤立地把它从各种不同的思想形态之中剥离出来单独进行评价和审视，恰恰相反，它迫使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于分析知识界各种复杂理论表述的过程中去间接辨认出其并不清晰可寻的踪迹，或者在相对模糊的状态下确认其思想方位。由于有了上述特点，所以我们对中国"后现代"思潮的研究，就不可能是一种边界清晰、内涵明确，具有规范意义的独立思想形态的研究，而必须把它放在20世纪90年代形形色色的多元思想脉络中加以把握。一、中国"后现代"思潮的现代性表述形态1、西方"后现代"边缘话语何以在中国赢得了正当性要想真正把握"后现代"思潮之所以在中国流行的脉搏，我们就必须了解，中国式"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完全不同，它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角色定位的迷茫，与试图寻求重新自我认同的道路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以启蒙民众的姿态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1989事件后知识群体急剧分流，一部分转入商界和政界，导致所谓"黄道"（商道）和"红---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道"（官道）上人满为患，固守纯粹学术立场的知识人顿时感到孤立无援，深陷深度焦虑之中。焦虑的核心则共同指向了如何重新确认自身的位置这个问题。当然，各种知识群体表达焦虑的方式各有不同，一部分人可能尚未从八十年代英雄光环的笼罩中走出，所以一边痛恨世风日下的道德滑坡；另一方面则在感叹"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时津津乐道于重拾古老的道德遗绪，还有一层不宜言说的隐晦原因，那就是期盼讨论"文学主体性"时的那种一呼百应的风光场面再次出现。（1）另一部分人似乎甘于放弃高高在上的"思想家"头衔，寻求关注人间情怀下的学术复兴，通过学术史式的梳理与所谓"新国学"的思考，希图使思想争论落在一种可以按规范操作的学术平台上。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的另一分流趋向，"后现代思潮"是借助西方学界内部对东方进行"他者"式想象的批判而崛起的，他们想借此途经来表述与前两个群体共同拥有的某种相似的焦虑感。这三种趋向虽说着眼点不同，但主旨似乎是一致的，即都是想重新找回已经失落的八十年代思想启导者的位置。然而，正是在寻找这个"位置"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完全疏离了"后现代"的批判使命，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承担的角色发生了紧张和错位，甚至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扩张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