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公文文风的历史发展张树文（原载《秘书工作》2006年第6期）摘要：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它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秦代公文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西汉初期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公文的内容。隋唐的文风改革使唐代公文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关键词：秘书史古代公文公文文风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闻名于世。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字。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据传说，黄帝以前的氏族首领，多以口头语言来发布指令，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氾论训》)，“自五帝始有书契。”(《后汉书·祭祀志》)“五帝”之首是黄帝，因此，我国公文的最初萌芽当出现于黄帝时期。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开国帝王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牧誓》是武王讨伐商纣至商都城牧野郊外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烦，富于气势和鼓动力。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的功用，相同的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秘书史研究专家多认为夏启的《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说，我国公文的产生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功用决定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自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因此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尚书》中的文章，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完整严谨，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立意谋篇上用工夫。《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变法革新运动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公文的体裁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的《史记》中，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这一时期公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秦代国祚短暂，二世而夭，在为数很少的公文中，大皆具有“尚质而不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尚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西汉初期，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等。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写作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贾、晁的疏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从西汉后期开始，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铺叙描写为主，讲究辞彩，语句整齐，半散半韵，似诗而实文。它的行文特点根本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而汉武帝却大加赞美，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风。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