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在我们姐弟很小的时候，父亲为我们取名似乎就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生于江西上高抗战前线的大姐取名“复兴”；抗战胜利时生于杭州的二姐叫“中华”；我出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便冠名“富强”；1952年，父亲遭受不白之冤，此时出生的妹妹被赐“康乐”之名，亦叫“复英”。四姐弟妹联名则是“复兴中华，富强复英”。我想父亲为我们如此取名，意为要我们从小就为中华的复兴和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学习、立志立身吧！然而，在上学和读书的“田野”里，我就象那棵遭遇“缺水少肥”、风不调雨不顺的“荒年”之禾，又象那棵疏于“中耕管理”和“谷穗扬花遭夜雨”的水稻，在灾荒中苦苦挣扎。待欣逢盛世的好年景时，自己却又成了早过读书年龄的“老秧穗”了。从五岁开始，我就天天吵着要读书，两位读书刻苦用功的姐姐就教我入学前如何应对面试的小知识，又给我讲历年来面试时出现的那些小笑话。说的是老师问一小考生“民族？”答“我家门背后有把大板锄！”又问“鼻子、眼睛用来做什么？”又答“淌鼻子、屙眼屎”……你说可笑不。我每次参加面试时，回答老师的提问，表现都不错，还学会缩起肩头，单手抱头摸耳朵的技巧，样样考试都一次过关。但时任城关小学副校长的周天祥老师是我父亲的老战友，对我的身世了如指掌。据母亲讲，1949年农历4月初8，范保长带领数名乡丁包围了峨山县城上街坊新民巷一所三百多年的老宅院（它是峨山县城由旧县山上搬迁到坝子里筑墙围城后建盖的“学府役门”，后虽经几次大地震的“洗礼”，但主要房屋还完好。我家就住在过厅的右房）。那些乡丁们一进门就扬言是来抓王道清（我父亲早年参加地下党，此时已随峨山游击大队上山打游击去了），他们认为，王道清今日得子，他不会不回来探望，然而却扑了个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日子里呱呱来到人世。不满八周岁的我，虽连续三年报考面试均自我感觉良好，但始终过不了周天祥副校长“严防死守”的年龄关。直到八岁那年，我才如愿进了学堂。在那个举国“大战钢铁”的1958年，就连小学也停课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热潮中。那时的小学里，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十多岁也不足为奇，在毕业前为各种原因弃学“各奔前程”的不在少数，能够坚守阵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充其量超不过百分之五十。我六年的小学生涯，都是在两座破庙里度过的，因此，有关鬼神的故事也就听到很多。据说，过去“城隍庙”里的鬼神黑、白无常经常走街串巷捉拿“人魂”。民国初年峨山大地震的前夜，他俩在执行“上级命令”时，不慎泄露了大捕“人魂”的天机，还受到“上司”的通令批评呢！又听说，“文庙”中的月牙塘里飘着一个红色的小木碗，为的是诱惑儿童溺水成为水鬼的美餐；俊俏的女妖精骗取“货郎”的五彩丝线，然后挂满了大柏枝树；后院还有一个“妖精洞”等等。我们的教室就在后殿，因此，我天天在颤怵的心境中学习和生活。小学二年级时，常见高一个年级的同学（常自勇、李坤、王跃）在课间穿上城隍老爷的袍服追逐打闹，我非常佩服他们这种不信迷信的勇敢精神。女教师马汝花常给我们讲古典小说《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中的“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及“贩盐”、“混世魔王”等精彩有趣的故事，培养了我们坚毅、勇敢、仗义的品格，我心中的“阴影”也渐渐烟消云散，“恐怖”的庙宇也成了我心中“居学堂之高”的圣殿。一进入小学，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抓得很紧。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共产党等“三热爱”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遵守纪律教育；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阶级观念教育抓得更紧。有一次，民兵女英雄龚树林，带着她上北京参加1960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时毛主席亲手颁发的半自动步枪，到学校为全校师生作报告，让我知道了能见到毛主席、特别是能亲自握一握毛主席的手是多么光荣和幸福的事。老贫农周爷爷常常为我们讲“忆苦思甜”课，让我对“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等观念有了一些似懂非懂的模糊认识。在上三年级时的一次形势报告会上，“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充满激情、耳熟能详的声音从讲台上传入我的耳际——原来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