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四大活佛系统在民国班布尔汗公平地说，清朝虽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承载了太多的屈辱和黑暗，但若不横向的放在世界大局中去比，而是纵向的和历代王朝相比，其开疆扩土之大，统治之稳固，可说空前。这绝非仅凭武力便能做到，而要归功于精密的制度设计——在宪政、民主、平等、制衡这些理念东传之前，清朝达到了中国传统统治术的最高层次。就以对藏传佛教来说，清朝的皇帝们既不像元朝诸帝一般倾心信仰，导致佛事过滥，僧人参与朝政，也没有如明朝诸帝一般因隔阂而淡漠，仅在表面上予以羁縻，他们既知道“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重要性，但也再时刻警惕佛教僧侣因信众众多，政教权力过大而难以驾驭。百余年时间，清朝摸索出了一套精密有效的管理方式，使得宗教完全为皇权服务，不能越雷池一步。其中最著名的设置，便是“四大活佛”系统的确立，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原本地位悬殊，从宗教而言，绝不可能并立，但皇权的介入，并立便产生了。有清一代，达赖掌管前藏，班禅管辖后藏，哲布尊丹巴尊荣于外蒙古，章嘉则在青海、内蒙古享有独尊地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明成祖朱棣也曾在西藏各教派册封“三大法王”：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萨迦派的“大乘法王”和格鲁派的“大慈法王”。似乎清朝是学习前朝，并不新鲜。但三大法王的册封是在当时藏区宗派林立，无一家能独大的基础上。明成祖的册封不过是因时就势，且有明一代，与西藏的关系还比不上和朝鲜紧密。而清朝则是在格鲁派（即黄教）已经成为蒙藏独尊信仰的情况下，用皇权分割其教权，人为地制造了“四大活佛”,用心良苦的实现“宗教分治”。有清一代，四大活佛都为清朝边疆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在宗教上有高低之分，但因为有大皇帝的高高在上，在现实中则各安其位，未生龃龉。可到了民国，四大活佛的表现便千差万别，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各自努力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也曾一度殊途同归，却终究覆水难收，相继为漩涡所吞没。先说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是观世音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无量光佛的化身，民谚中也云：“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而历史上达赖与班禅也常互为师徒：四世达赖受戒于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灵童之找寻与坐床均得力于四世班禅主持；六世、七世达赖均受戒于五世班禅；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均受戒于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受戒于八世班禅；而十三世达赖则确定九世班禅的卜封寻方位、金瓶掣签、剃度和取法名。如此看来，两大活佛可说平起平坐。但是，这是在宗教上，而若从世俗政权上，两活佛系统可就天差地别了。“达赖喇嘛”这一尊号首先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由蒙古的阿拉坦汗赐封的。第一个受此尊号的，是当时格鲁派的领袖，哲蚌寺、色拉寺的法台索南嘉措，他往上追称两世，自称三世达赖喇嘛。因为阿拉坦汗在蒙古的强大实力，格鲁派迅速在蒙古各部传播，短短数十年内，成为蒙古各部的最高信仰。达赖喇嘛也随之地位陡升，有了在蒙古各部颁赐尊号的权力，到十七世纪，蒙古各部的汗、珲台吉等封号，没有达赖喇嘛的册封，便不被承认。而在索南嘉措成为达赖喇嘛时，后来的班禅系统还是宗喀巴大师二弟子克珠杰的转世系统，为扎什伦布寺法台，且此时的转世者罗桑曲结只有八岁，根本无法与达赖系统相比。直到六十七年之后，1645年（清顺治二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率军进入拉萨，消灭了统治西藏的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汗国，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格多”尊号，并将后藏的数十个豁卡（庄园）捐献给札什伦布寺，罗桑曲结向上追认三世，自称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世班禅，班禅系统才得以建立。而此时达赖系统早已根深叶茂，而顾实汗又将西藏十三万户的税收赠予五世达赖为供养，自己受五世达赖喇嘛册封为“持教法王”。于是，统治范围囊括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在法理上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