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筹守大同江始末作者：孙建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丁汝昌积极备战，催燃煤、弹药，提醒有关部门整顿通讯、防止日谍活动，在按照李鸿章指示布置牙山防务的同时，他审时度势，提出了自己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战守构想。丁汝昌根据自己对朝鲜半岛地形的熟知，从朝鲜即将成为中日争夺的战场这一前提出发，围绕着大同江口基地的建立，对水、陆军的战、守、调运和后勤军需保障，提出了一个全局性的、有远见的计划，指出大同江口实为“要键”，应当尽快在此建立海、陆协守的基地。但是，由于他积极主动备战表现出了“求战”的欲望，与李鸿章保全和局的幻想大相径庭，遭到了李鸿章的屡屡申斥，使得他在李鸿章面前不敢讲话，不能畅所欲言，但出于一个军人的责任感，丁汝昌不能保持沉默而求自保。他采取了迂回战术，多次试图通过李鸿章身边的亲信幕僚转达，恳求他们说服李鸿章。6月31日，他致电张士珩：“前派兵去韩，为平匪起见。现乱已解，我兵驻牙，似不相宜。倭衅已露，汉江一路，彼已先踞。牙山水路接济较难，即由北路进去韩京，亦为倭阻，难以联络。现若阳言匪散，牙兵撤防，一面改扎大同江，赶鱼雷、水雷船只，并接电至平壤，抢先布置，严守要地，免韩沿海尽被占先，继有大队由义州进剿，方无隔阂，水陆军需亦易周转。此系大帅权衡，何敢参议。惟时局所系，难守缄默。倘帅与公商酌，便中代陈备采。”[1]同时，他还向即将被派往平壤的大连湾守将刘盛休谈了同样的意见：“倭寇军情，据前驻韩船先后辑录大略，汇开清摺，并译绘高丽全图一张，派船送旅叫贵差驰呈密察，以备绥筹之采。大队会剿，车马辎重若多，似由凤凰门进队，以义州为后路转运，平壤为中路转运，扼要分队堵守，前军长驱，庶为稳着。若悉由水路载往，设不便由内口登岸，遇风驳运则克日难期，不无匆遽沓纷、猝手不及之虑。未必果遽臻此，然不得不预事周计也根基立定，日后转运，由鸭绿江续运，当无可虞。”[2]为了争取自己的建议能够上达李鸿章，丁汝昌于7月11日再次致书张世珩，重申自己的建议：“若进大队，似由凤凰门、大同江两路会剿，后路易固，接应转运不虞隔阂，前军长驱无后顾之虑。水师抽数舰占据大同，以大队游击之师周回韩境西北一带海面，向<相>继御剿，较为稳着”。[3]这些主张显然不会被李鸿章采纳，因为李鸿章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冒险的野心，正在大力运动列强出面干预。但是，丁汝昌坚信自己的意见终将被采纳，“未尝搁歇此志”，“四处函索电搜”[4]地向各部门求告，商调水雷等，在弹药不足、煤运不到的情况，艰难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到了7月牙山事急，李鸿章决定将叶志超军水运至平壤，才由盛宣怀于7月15日通知丁汝昌：“公与楚宝函，舍汉江守大同，相首肯”[5]。而此时的李鸿章有些张皇失措，电示丁汝昌：“叶军现居绝地可危，拟十六派商轮大小五只往牙，将全队下船，驶洋后绕赴大同江，移扎平壤。必须兵船五只护往，即留该兵船守江口，以便盛军续往。此为目前最要最急之事，望密派定，俟商轮过威同行。”[6]第二天又强调：“汝必须统海军大队，在牙山海口护叶军出口，一路同行，送入大同江口，担保必无他虞，我与叶始敢放胆为之。若但以游弋护迎为词，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7]但是，此时的李鸿章事实上仍没有认真地考虑丁汝昌的意见，而仅仅是为了将叶志超军转移至平壤而已，并未采纳丁汝昌建立大同江口防务基地的计划。虽然这个部署距离丁汝昌的设想依然很远，但丁汝昌仍想借此机会，推动一下自己关于建立大同江基地的计划。7月21日，他致电龚照玙，催调水雷配件并重申自己的观点：“前由津领取水雷，备随大队着‘利运’装赴大同江守口之用。查其中尚缺至不可少之件计四十宗，若不搜补齐全，则已领到者全为废物。曾于初七开摺函达楚宝请补，事越旬余未见一寄。如此延缓，料必无存。顷闻贵处局储除用之外，充富仍多。兹开清摺专船着王平前往走领。知我同袍素敦公谊，必慨然以余波及晋也。微此，则战事一举，大同防具中无此首要，口门豁达，岂抽数十舰足资扼守乎。因缺微需，失此要键，他族中梗，且大意中微志所存，又落后着，岂非可惜！故不惮唇疲齿竭之烦，而呼吁他山亟为之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