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法律历史的深处（学科走向）——我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何勤华《人民日报》（2015年02月09日16版）制图：蔡华伟我国对法律史展开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史学界焕发了青春，步入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学术梯队逐渐形成从我国当前法律史研究发展的整体状况来看，有分量的成果不断增多，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人才梯队逐步形成，展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局面。力作不断涌现。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史作品开始涌现，如栗劲著《秦律通论》、俞荣根著《儒家法思想通论》、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以及李光灿和张国华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等等。与此同时，一批优秀的法制史论文在《法学研究》《历史研究》等高水平刊物上发表，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等机构也出版了多套外国法律史翻译作品。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在近年的法律史研究中，一批中青年法律史学者开始迅速成长，并在相应领域取得不俗成果。如朱勇的宗族法规研究，霍存福的唐代令、式研究，徐国栋的罗马公法研究，李秀清的日耳曼法研究，张中秋的中西方比较法文化（史）研究，陈景良的宋代法律史研究，赵晓耕、俞江和李启成的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大大提升了我国法律史研究的水准。注重法律文化的传承。在中国法律史料文献点校、清末民国法学著作整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翻译引进之法学译著整理点校等方面，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如杨一凡主持《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华东政法大学组织勘校的“民国法律名著丛书”以及“中国近代法学译丛”、《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大清新法令》，等等。发展不平衡、成果重复出版等问题制约法律史研究进一步繁荣在我国的法律史研究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许多年轻人偏重于清末民国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容易搜索，也易于阅读和理解。而对明代以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人则比较少。尤其是隋唐以前的法律史课题，研究的年轻人就更少。就外国法律史研究而言，比较多集中在对英、美法律史的研究上，一来因为懂英语的人较多，二来这些国家的史料也相对容易查找。对其他国家的法律史，由于缺少相应的语言背景，如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研究的人就较少。此外，由于法律史研究人员中通晓拉丁语、古希腊语、梵语、印第语、波斯语、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的人更少，所以对古代希腊法、罗马公法、古印度法、波斯帝国法律，以及古代两河流域各个王朝巴比伦、赫梯、亚述等国家与地区法律史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展开。研究成果的重复出版和对原始文献资料的封锁，是当前法律史研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虽然我们每年会推出相当数量的成果，但重复研究的较多。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热门的专题研究方面，如中国近代宪政制度研究、近代司法制度改革研究、近代民商法研究等，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在民国时期有些著名法学家著作的整理点校方面，如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王世杰和钱端升的《比较宪法》、黄右昌的《罗马法与现代》和龚钺的《比较法学概要》等，都已经出版了多种重印本。另一方面，在简牍的整理和解读方面，出现了封锁史料、独家垄断情况。某一个研究机构或大学得到一批珍贵的简牍后，并不是尽快地将其影印出版，而是握在自己手中，几年甚至数十年也不公开，关起门来自己慢慢地研究解读。这显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在我国，法律史学科大体分为五个分支：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和比较法学。在这五个主要分支中，中国法制史是教育部规定的法学本科专业16门主干课之一，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力量比较雄厚，推出的成果也较多。而其他几个分支，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能开出选修课，从事研究的教师相对较少。虽然这些分支学科也都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会，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和比较法学研究会还都是国家一级学会，但人数较少，社会影响力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