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瑰宝：三星堆古蜀玉器核心提示：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可以用“造型之优美，做工之精湛、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十六字加以概括。一、引言从2001年开始，我们陆续在杂志上从非考古专业角度发表了数篇论文来讨论三星堆的古蜀玉器。研究玉器尤其是古玉器，离不开矿物学的介入，2006年，我们又提出用矿物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玉的次生变化，从而确定古玉器的真伪。因为，有些次生矿物（Secondarymineral），用人工方法现今是不可能合成出来的。这就是矿物学用来鉴别文物的独特之处。这种鉴定，必定要有高科技手段作为依托。在浏览近10年以来出版的各地出土的玉器图集之后，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共15大本），纵观作者们提供的玉器实物照片如何精美，假若将这些出版物中的玉器实物照片与成都地区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实物进行对比之后，可以用“小巫见大巫”一词来形容，我们前述发表的论文中，只公布了70张照片，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把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可以用“造型之优美，做工之精湛、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十六字加以概括。二、历史的回顾与现实情况当人们提及三星堆玉器时，不得不想起了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戴维·格罗斯科特·格拉汉姆（DavidGrockettGraham），中文名字叫葛维汉。据报导，此人于1884年3月21日，出生在大洋彼岸的阿肯色州的的一个不大富裕的家庭，中学时代对神学与宗教学发生了兴趣，他大学毕业后于1911年动身到中国，在有一定中文基础之后于1913年进入四川宜宾进行传教士的工作。1918年、1931年曾两次返国“充电”，先后获得了宗教学硕士及考古学博士的衔头，由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十分重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建设，此前已有一批四川西部文物运往美国。葛维汉于1932年来到了成都华西大学任教授，并与另一位传教士戴谦和教授（Prof.DanielSheetsDye）共同筹建了华西大学博物馆，葛被任命为馆长。1929年春，广汉中兴乡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因溪流淤塞，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中挖车水坑时，忽于溪底发现一坑玉（石）器，共400余件，其中有璧、璋、琮、钏等，四年后的1933年，燕道诚卖给当地驻军陶宗伯团长五件玉器（一说送给），其中有玉琮一件，后陶又将所获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当时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A.H.Donnithorne（董宜笃），也从燕家购的一个玉琮，后亦赠与华大博物馆。1932年，成都的金石学龚熙台从燕道诚家购得了4件玉器，着有《古玉考》一文。1932年，葛维汉得知“广汉玉器”消息后，曾发函给在广汉传教的董宜笃牧师询问，打算前往广汉考察，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34年春，当时的广汉县长罗雨苍发函华西大学博物馆，请葛维汉前往广汉发掘考察。此时，葛带领林名均一同前往广汉，因时局原因当时只工作了十天，结束后，葛维汉撰写了“汉州考古的初步报导”一文，这是三星堆科学考古的最早报导。在郑德坤所著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中，对“广汉文化”的玉器、石器均有详细叙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948年，葛维汉退休返美，这位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的传教士成了名符其实的“四川通”，1962年，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这位老人驾鹤西去，享年77岁。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古玉专家告知，他于2005年秋曾应邀专程赴美拜访一位四川藉的华侨老人，老人曾在30年代住成都，有幸获得数件三星堆文物（玉器、青铜器）带出境外，这位专家鉴定后，确定是三星堆的文物（玉器、青铜器）。因为这位专家于2000年在成都与其它二位专家参加了一次民间三星堆玉器研讨会，他早已见过三星堆玉器。因此，他确定老华侨收藏的文物确系三星堆的玉器青铜器无误。由此可见，早在30年代，三星堆的玉器早就流失了海外，至今在台湾、新加坡、加拿大等都有。本文作者在台湾访问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台北的私人博物馆中均见有三星堆玉器。但某些私人藏品中也有仿品，有的还把仿品当成真品上了书。在香港的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也有三星堆的小件玉器出售。总之，三星堆的玉器早在30年代就已流失海外，认为只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是否是祭祀坑值得怀疑）出土的玉器才是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