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思想原创性一关于启蒙与理性、非理性问题，目前研究界尚存在着并非少见的一些偏见，诸如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机械对立，将理性主义等同于启蒙主义，简单地以欧陆理性主义为反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框架等等。这种思维定势反映在对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研究中，一大表现就是常常从西方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些并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原则出发，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以偏概全或彼此相反的结论。这些观点的两种极端就是分别从情感与理性两个方面立论。一方强调"五四"前后的启蒙主义是情感压倒理性，如有人说"五四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有的认为"五四"文学创作的普遍特征在于"印象的、情绪的产物，而还没有达到成熟的任何’主义’的艺术自觉"，[①]有的将"五四"文学精神的突出特征归纳为"悲剧意识、自由精神和感性生命特征"。[②]再如李泽厚批评"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他所谓的"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王元化则从"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来批评"五四"是"一种历史的切断，带来不好的后果"。何新也说"我说激进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这些观点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仿佛情感强烈就必然会导致对理性的漠视，"激情有余"必然伴随着"理性不足"的失误。另一方则强调其理性精神，或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或现实主义精神等等，但同样也存在着思维与价值判断上的机械化。如林贤治反对以上观点，认为他们的激进"并不就像李泽厚说的那样惟凭一时’激情’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或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全出于’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③]而我认为他们的激情同他们的理性一样是值得肯定，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早在提倡科学主义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就十分警惕地告诫人们，科学与理性虽然是消除愚昧和盲从的奴性主义精神状态所必需的，但若"使举世借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同样不可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非但如此，它还会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意即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必会走向科学与理性的反面。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视野之中，感情与思想、审美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必须服从于人性解放与进步的全面要求，决不可只取一隅，或者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否定了中国启蒙的思想原创性。在此还需要提及另外一种与上述二者不同的观点，即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代，’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④]还有的论者说："五四既是一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⑤]这样的观点虽然同时承认"五四"时代的强烈理性主义追求与同样强烈的主情主义倾向，但仍将这两个方面机械地对立起来，仅仅指出这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吊诡的两歧性"[⑥]，其论证明显地体现着如前批判的研究方法与思维定势。如将推崇理性、启蒙运动、"研究问题"分别与情绪激荡、浪漫主义、寻找主义视为"五四"的表面现象与内在实质，且处于对立的状态；或者认为二者是"并驾齐驱"、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范畴。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区别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