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是化解高失业的代价本文首发于《华夏时报》，2009年12月4日。城市楼价飙升的原因有很多，但今年以来，房价升势凶猛，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占GDP的比重创了新高，前三季度累计达12.64%（见图①），预计全年将超过17%。楼市量价齐升，背后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今年实现“保8%”的原动力，这就出现了本文的题目：高房价是为了创造就业必须支付的代价。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器有“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今年以来，出口急剧下降导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由正转负，于是投资驱动顶替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87%以上。在投资驱动中，政府主导的投资贡献了80%以上，而政府投资的资金80%以上来自于超额货币发行。把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超额货币驱动政府投资的增长模式，政府投资过去多年也经常是在“三驾马车”中跑头套的。在广义货币增速从4月份跳升到25%以上之后（见图②），各地房价相继止跌回升，迅速演变为爆发性上涨。我说过京沪楼价在5年内至少再翻一番，没曾想一些楼盘的均价在5个月内就翻番了！房价上升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突然提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高额的货币发行驱动高额的政府投资，高额的政府投资驱动国民经济的高增长，目的是要化解高失业，在这样一个“四高”的经济增长模式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高”，即高房价。超额货币注入到银行体系后有三个主要流向：其一是流向制造业生产领域，其二是流向消费品市场，其三是流向投资品市场。在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市场环境中，超额货币就会选择流入消费品和投资品两个市场，流入消费品市场会产生通货膨胀，流入投资品市场会催生资产泡沫，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宏观经济的两难选择：或者让少数人在资产泡沫的盛宴中分流超额货币，或者是让多数人承受通货膨胀的威胁并担忧失业下岗。两害相权，何去何从？答案显而易见。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一份“良心”而失去逻辑判断的能力，以为在超额货币增长中还会有既无通胀又无泡沫的选择，在哪里呢？在乌有之乡！于是有人说了，GDP用汉语拼音来念是“狗的屁”，我们没有必要如此刻意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追求高增长呢？因为发展就是城市化的推进，即“村里人”进城的过程：没钱的“村里人”进城打工，有钱的“村里人”进城买房，所以城市的就业压力长期存在，这是宏观政策调控必须面对的现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二战后成为主流经济学，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直面国民经济的失业问题，告诉政府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现代宏观经济学优先关注失业问题，但中国却始终没有全社会失业率的官方统计，只有一个相对具有可比性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见图③）。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根据这个官方统计估算出一个全社会的失业率，我们可以把登记失业率统计中的4%改为9%，再加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中国经济面对的失业压力就比较清晰了。我们虽然不能无条件接受《经济学家》的估算，但至少可以说，9%左右的全社会失业率是一个参考指标。高房价迅速抬高了多数人进入楼市的门槛，使核心城市的房地产变成了一个富人的游戏。在资产泡沫的“财富效应”之下，富裕阶层“炒楼”，中产阶层“炒股”，低收入群体“吵加薪”，在这一片“炒吵涨涨”的喧闹声中，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于是有些良心的经济学家出来仗义执言，在“为穷人说话”的口号下，高举起堂吉诃德的长矛向高房价宣战。殊不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就是一对儿同父异母的姐妹，二者同源同种，按下葫芦起了瓢，挤掉资产泡沫就会同时挤掉就业机会，还要再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宁可听任资产泡沫在人性的贪欲中飙升到不可理喻之处而自行破灭，把经济学家的智慧用在化解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扩散之上，也比经济学家的良心更有价值。应该让人们理解楼市价格波动的真相：资产泡沫不涨到荒唐至极是不会破灭的，泡沫破灭后的房价一定会远低于今天的价格水平！所以在资产泡沫中逐渐加剧的两极分化是公平的，在泡沫化的财富盛宴之中，人们只看到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却往往忽视还有风险的两极分化，富裕阶层“炒楼”的风险是他们必须支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