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解放雷颐诗言志，歌咏情。以歌抒情，古今中外皆然。不过，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却要面对歌曲能不能抒情、如何抒情的重大问题。问题之重之大，关系到能否永保“江山”。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歌颂祖国、领袖和革命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大量涌现。不过，这种感情的表达、抒发必须是以“集体”为主体，风格必须豪迈、昂扬，而以婉转、细腻风格表达对“个人”对祖国、党、领袖情感的抒情歌曲，则遭到批判。1955年对歌曲《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批判，对后来抒情歌曲的“发展”影响重大。《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是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团员蔡庆生在朝鲜前线写的一首诗，由赴朝慰问团带回国内，交《人民日报》发表，后由军队作曲家晨耕谱曲，传唱一时。但1955年1月的《人民音乐》杂志发表了署名“泽民”的《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意见》，开始了为时半年的“讨论”，争论它是否抒发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名为“讨论”，其实，是对这首歌及从个人情感出发的抒情歌曲的批判。平心而论，与以后的“大批判”相比，这次“讨论”可说非常温和，相当充分地发表了不同意见的观点，并且在有关“综述”中承认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首好歌，或有严重缺点的好歌。不过，最后还是批判此歌的“领导”意见成为定论。晨耕回忆说：“当我亲身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写了《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这是一首通过抒发主人公个人感情来表达志愿军爱国主义情绪的抒情歌曲，正因此也就遭到了无法理解的指责，说‘一个守卫在分界线上的哨兵，在时刻监视敌人的情况下不可能歌唱，不可能想祖国，更不可能想到吹来的什么风，这纯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调。’这些不正确的指责是出自领导之口代表着上级意志，故对当时写抒情歌曲的影响也较大。”（晨耕：《“诗言志，歌抒怀”》，《人民音乐》，1979年第8期）最终，这首歌还是被指责为“向志愿军战士灌输和平麻痹思想”与“思乡的落后思想”，终遭到查禁。不到二十的蔡庆生因此坎坷数大半生，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这次“讨论”，其实是音乐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音乐界执掌实权的、被称为“本土派”的吕骥对名望甚高被称为“技术派”的贺绿汀的批判的一部分。在这期间，《人民音乐》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贺绿汀的文章。1955年3月号《人民音乐》发表了署名“华玲”的《反对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音乐领域中的思想斗争》的文章明确说道：“我们知道，‘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讨论，并不仅止于对歌曲本身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开展抒情歌曲的创作”，“关于贺绿汀同志‘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讨论，关系着音乐艺术根本问题的统一认识，关系着整个音乐事业的繁荣进步。赞许特别是对于目前存在着的表现于各个音乐工作方面的资产阶级‘技术决定一切’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自由讨论和取消思想斗争的论调都是直接有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艺术蓬勃发展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批判的同时，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义的错误态度。”贺绿汀可以用民歌甚至爱情民歌的调子来歌颂新社会、新英雄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他本人谱曲的《毛泽东之歌》和歌颂志愿军的《慰问信满天飞》也因“感情柔弱”、“缺乏思想性”被批被禁。（夏白：《论贺绿汀同志对音乐艺术几个基本问题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人民音乐》1955年第4期）为此，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还专门组织了“抒情歌曲问题讨论”，召开多次会议。此后，以何种“调子”抒发对领袖、党、祖国、生活的歌颂之情开始成为“问题”，柔弱、柔软、微弱等等，都成为“敏感”曲调。作曲家王云阶1957年创作的电影《护士日记》中的插曲《小燕子》传唱一时，但在1958年的打击“黄色音乐”中就被指为嗲声嗲气的“黄色歌曲”。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对包括《小燕子》在内的几首抒情歌曲进行甄别，虽然“结论”认为这首歌的词、曲、伴奏、演唱都不是黄色的，但“仍不能解决问题”；虽然延安“鲁艺”出身、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的马可也写文章认为不是黄色歌曲，但仍无法改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