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历史研究——杨奎松教授访谈录来源:作者:杨奎松点击:593次时间:2006-10-212:34:20我和历史研究——杨奎松教授访谈录采访时间：2004年3月采访地点：北京大学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李国芳，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编者手记：每当杨奎松有新作问世，本刊编辑必竞相传阅，在分享他的成果时，总会感到眼前一亮，原来历史是这样!现代中国社会变化剧烈，政治舞台扑朔迷离。一部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中国现代史，不免让人雾里看花，说不清也道不明。杨先生说，“是历史，就必须求真!”然而，研究中国现代史能够做到“求真”却不那么容易。杨奎松先生已经做出的贡献即在于把那些大家以为熟知的人和事，经缜密的考证而逼进了历史的真实。更难能的是，他注重分析人的心态变化。可以这样说，真正把一些历史人物请下神坛的是历史学家!我们原知道杨奎松先生也是亲历“文革”的五十多岁一代人，但不知他有蹲过监狱的历史。读读这篇访谈录，你能感受到新一代学者的人文情结，尤其是中学历史教师，应该从中反思历史教育的很多问题。问：您为什么选择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这样一项工作?答：我们这一代人，正赶上两次大的社会政治变动。一次是“文革”爆发，一切天翻地覆；再一次就是十年之后，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紧接着“四人帮”被打倒，“文革”随后被彻底否定，又是一次地覆天翻的改变。处在这样一连串重大的社会政治事变过程中，深受这种政治氛围刺激的青年人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许多抱负。但是，至少在大学毕业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以后会从事历史研究这项工作。人生的愿望和实际的归宿阴差阳错，怕是我们这代许多人命运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问：那么您当年最想从事的事业是什么?答：15岁以前的梦想略去不谈，由于受到“文革”期间政治环境的影响，再加上15岁以后随父亲下干校时开始接触政治理论读物，回北京进工厂当工人后继续读理论方面的书，组织过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参加过工厂的理论组，因此，我那个时候更关心的恐怕还是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填报的志愿多半好像都是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在那之前我因参加“四五”运动，张贴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诗歌被捕人狱，刚刚出狱平反，数理化完全是临时抱佛脚，因此考试的成绩不很理想，第一次没有被录取。第二次录取时，竟被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当时人大尚未复校，通知我时还是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名义)。问：读了中共党史系以后，您觉得您当时的这个选择对吗?答：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事实上高考还在继续，半年以后，我妹妹就考上了经济类专业，而且因为我对中共党史系的多数课程确实不很感兴趣，也包括对一些选修课。当然，我们那个班上大多数同学可能也都一样。记得当时对有的课程，一些同学当堂就会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其他同学有不同看法也就在课上表示表示，我天生就是性情中人，课上有机会要表达，考试有时也会按捺不住要表达。好在多数老师比较宽容，多少会给你一个过得去的成绩，也有个别原则性强的老师就难免会判你一个不及格。问：那么，您毕业后又怎么会转去从事历史研究了呢?答：这说来话长。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党史研究》编辑部做编辑。回想起来，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能得到这份工作。第一，我不满意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并不是认为它没有研究的价值与必要，而是因为人们多少年来只是把它当作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忽略了它本质上只是一段历史，忘记了是历史就必须求真。任何一种政治的宣传或经验的总结，如果没有真实性做基础的话，结果都必然是自欺欺人。进人中央党校和中共党史教研室，使我得以就近接触到当年尚处于保密状态的许多重要的档案资料，使原本不喜欢中共党史专业的我，反而因为意外地读到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发现诸多历史的秘密，开始对研究中共党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也因为在中央党校工作，两年之后，借着档案开放的东风，我竟得以拿着副校长的批件，前往当时那些研究了多年党史的学者和老师都难以进入的中央档案馆去查阅有关的档案文献了。面对大量原始档案和种种以讹传讹的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