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领袖王阳明的圣狂刘梦溪李卓吾的思想和明朝的心学领袖王阳明有直接渊源，王学后劲很多都是他的朋友。王阳明提出的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主张，对李贽影响极大，李的著作中此类言论随处可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孔子思想就被奉为圭臬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历来狂客的所谓“狂言”，大都涉及对儒家权威地位的置疑。王阳明、李卓吾如此，李白、阮籍、嵇康亦复如此。李白示“狂”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前面举证过了。嵇康的名言则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过他们所置疑的不是原孔子和孔子的原思想，而是后来附加在孔子头上的放大的光环，以及从孔子思想中“支离”出来的部分。因此李卓吾和王阳明之所为，都是要还原真孔子，并不是简单的“非圣”。相反，李卓吾认为“圣人能医狂病”，“圣”可以“息狂”，惟圣人能够做到“爱其狂，思其狂”能够称狂者为“善人”。王阳明不用说更纯粹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狂之圣者”和“圣之狂者”。阳明的思想向有“三变”、“四变”及“五溺”之说，要之是少年时期“驰骋于词章”，随后出入于佛道二氏，然后“居夷处困”，最后豁然开朗由悟道而入于圣学之域（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吴光等点校《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5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而入于圣域的标志，是“致良知”学说的发明和建构完成。令人讶异的是，当阳明子入于圣境之后，对“狂”的义涵又赋予了新解。他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年谱》三，《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287页》）这番话是嘉靖二年二月阳明子五十二岁时和弟子们讲的。《明儒学案》的记载，文字稍有异同，作“门人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中华书局版《明儒学案》上册第216页）。毫无疑问，此时之阳明子已完全进入圣境，但他不仅不排拒“狂”，不摈弃“狂”，反而视“狂”与“圣”为一体，甚至把“狂”视为成圣的必要条件。所以他说到南都之后“才做得个狂者胸次”。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拥有了狂者的胸怀和雅量，才有可能成为圣人。显然阳明子和李卓吾等明儒对“狂”的诠解，把“狂”的道德境界和义理品阶大大提升了，变成与孔、孟相继而不相同的儒圣和儒狂的思想。孔子对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向，态度原极分明，传统的解释，特别是孟子的解释，中行为第一，狂为第二，狷为第三，乡愿第四。也可以把狂和狷合而为第二。孔子对乡愿的深恶痛绝已见之“德之贼”的四字恶评，后来的儒者对此均无异词。孟子解“乡愿”义最切，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尽心》下）意即这种乡愿的人，你要非议他，却举不出证据，想骂他一顿，也不知从何骂起。他不过是与庸俗的社会现象和习惯同流合污而已。看上去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行为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廉洁的地方。这样的人有谁不喜欢呢。他自己因此也以一贯正确自居。但是很可惜，这种乡愿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圣人。至于不能入于圣的理由，王阳明讲的非常清楚，认为此种人的“忠信廉洁”是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媚小人”，他的心已经破坏殆尽，所以不能与人尧、舜之道。可是“狂者”呢？阳明子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287至1288页》）此可知“狂狷”和“乡愿”是“四品”中完全对立的两极。狂可以入圣，可以让“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如同凤凰翱翔于高空，一念之间即可实现超越。所谓入于圣域，就是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既然如此，那么“四品”的排序，“中行”还能够居诸品之冠吗？难道不应该将位置让位给“狂”吗？其实最有可能与“乡愿”同流合污的恰恰是“中行”。孔子慨叹“中行”的“不得而与”，是求之不得，还是“中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