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思想的现代表达形式（特别是它的学科化系统）是在传统的学术体系瓦解之后、大量的西学知识涌入、参照了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方法，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复杂的嬗变过程中，既有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性因素，也有西方文化直接移植的种种后果。就现代化的学术体系而言，“中国哲学史”无疑扮演了传统表达方式之替换者的角色，中国思想的历史叙述和当代解释、传统观念的转化和延续，以及和西方思想的比较与融会，大多是在这一特殊的场域之中进行的。这样，人们对“中国哲学”的期待就不仅仅是限于历史事实的陈述和历史状态的描写，而是希望它能够更多地承载起思想的历史穿透性和当代指向的特定要求，以把传统的思想资源有效地转换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动力，从而在文化心理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延续感。这一潜在的目标，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反思“中国哲学”的恰当性，并不断地调整对中国思想之叙述的方式。一、合法性危机：困惑与焦虑的表征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时代，文化的同质化压力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全球化和本土化、世界性和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得日趋激烈和复杂。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一方面消融了区域文化之间的边界，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共有性领域；另一方面也刺激和唤醒了诸多历史性的因素，逼显出具有悠久传统之文明共同体在文化上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吊诡而实不矛盾的情形下，文明体系的身份认同和新的文化身份之建构正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在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中国文化自我伸张的内在要求和建构一种摆脱依附性状态之话语系统的努力已初见端倪。对现有状况的深切反省，越来越激发起了一种内心的不满足和寻求突破的强烈意愿。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身份性和检讨百年来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程，正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有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提出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关于“合法性”的概念，一般的理解是法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也可以做社会学和哲学（特别是逻辑证明）的解读。“合法性”的当代阐释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话语路径入手，这里我们试以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论述为例。韦伯（M.Weber）的政治社会学比较系统①《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在“热点问题”专栏刊发了郑家栋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和陈来的《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两文，揭开了这一讨论的序幕。随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和《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又发表了两组文章，将这一讨论推向高潮。2004年初，上海的《学术月刊》和《文汇读书周报》联合评选出2003年度中国学术界的十大热点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讨论赫然位列其中。详情可参阅赵景来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地使用了“合法性”的观念，可以看作是当代理解的源头之一。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除了利用经济手段满足合乎理性的利益、以构成习俗或利害关系的稳固基础之外，还必须依赖于“对合法性的信仰”。他并根据“合法性要求”的尺度区分了统治的种类，将“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纯粹的类型：合法型的统治、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韦伯也曾考虑到制度合法性的保证条件，他将这些因素区别为“纯粹内在的”（情绪的、习俗的、宗教的）和“外在的”两类，而后者是一种“形式的期望”，具有某种结果性。①韦伯所讲的合法性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机体及其状态的描述，特别是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这种权力的根据。到了哈贝马斯（J.Habermas），他将“合法性”的概念引入到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分析之中，进一步扩大了合法性观念的适用范围。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系统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社会所涉及到的其他调控系统，内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②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无限期经济增长的后果便是导致了生态、人格系统和国际关系的严重失衡，以及全面的“危机倾向”。这些危机除了原有的“经济危机”之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