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宋朝是一个主文的时代，继承了唐朝的开放之风，思想界相对相对活跃。于是，在宋朝，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即后世所称的“理学”。经过北宋的程颢程颐两兄弟以及南宋的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理学空前繁荣。其中，对于认识论方面，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概念。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等人认为对于经验中的事物穷究其理，恍然得悟，得万物共有之理。用现在的话解释意思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着其中的“理”，可以近似理解为我们哲学上所说的“规律”。“格物致知”包含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其内涵远比“实事求是”丰富。现在的流行观点和程朱理学认识的的差异，在关于“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是由于现今社会流行唯物论观点所产生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近代中国在引入西方自然科学时，将物理，化学等学科统称为格致之学，取意格物致知，即深究事物原理以获取知识，有后继薄发的意思，不断的经验积累与思辩观察，然后归于贯通。朱熹当时虽然不是很得志，但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他本人也被尊为“朱子”。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的认识论，有其先进住处。但是，到了明朝中期，理学之风日渐衰弱，此时的理学称为“道学”，由于道学家们自己的虚伪堕落，有人称之为“伪道学”。思想界的认识论方面，又将面临一番狂风骤雨。明武宗朱厚照是个喜欢玩的皇帝，他当政之际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奸臣当道，叛乱频发。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此类环境下失去了原有的抱负，空留下济世报国无门的诗作，留下无数的扼腕叹息。但正在此思想混乱，国家动荡之际，一位文人，科举落第，考取，做官，入狱，流放，启用，遭贬，再启用。他就是心学大成者王守仁。他是个文人，却在武功上很有造诣，多次平叛。在学术上他是在朱熹后明代最有影响力的大儒。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尽管后世评说心学的唯心色彩，但他在认识论方面首次提出了另一个观点——“知行合一”。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知行合一则是指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而今天，我们理解“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用今天马哲的观点来说，就是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我发觉，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可以相反的理解。即知是知，行归行。你所了解的仁义道德之类的与你所处的事情是两码事。王阳明平叛过程中，对于反叛者，他所说的满口的仁义道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就需要“行”。在具体是情况下，采取具体的措施。是知，行，抑或知行。阳明先生的思想在在日本备受推崇，近代蒋介石也很是欣赏。当然，阳明先生的方法论哲学不是我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白的。在方法论上，从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是一个进步。格物致知主要强调认识。当然“格物”是其实践的过程。知行合一，将所知与所用根据具体情况下最优使用。“合”不是片面的加法运算。今天，我们仍然要做到从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