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未知请联系更改编辑：studa1211屈原辞赋“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其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述及。王夫之《唐诗评选》：“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实自《楚辞》来。”[1]吴乔《西昆发微序》：“义山始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无题》诗十六篇，托为男女怨慕之辞，而元一直陈本意，不亦风、骚之极致哉！”[1](P8)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注《无题》（八岁偷照镜）：“此首乃追忆之词。逦迤写来，意注末两句。背面春风，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按，此《九歌·湘夫人》句）之意，而词特妍冶。”[1](P30)秦朝釬《消寒诗话》：“义山诗如《无题》、《碧城》、《燕台》等诗，且放空著，即以为如《离骚》之美人香草，犹有味也。”[1](P44)上面引述，主要从总体上概略谈屈原辞赋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特拈出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略陈管见。一、屈原《九歌》的悲剧本质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九歌》是朝廷祭歌还是民间祭歌，它的创作年代是早是晚等问题，向有争议。笔者认为，《九歌》乃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时，根据楚之民间祭歌加工创作而成的一组抒情诗。这个问题的界定，对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界定了《九歌》的创作年代和性质，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九歌》的悲剧色彩。闻一多先生在《九歌的结构》、《什么是九歌》[2]两文中，根据《九歌》十一篇的内容和风格特征对《九歌》进行了分类，认为其中八篇的《东君》与《云中君》、《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河伯》与《山鬼》各为一对配偶神，作品所陈述的是他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种划分和概括未必完全切合实际，但可成一家之言，起码“二湘”、《河伯》与《山鬼》诸篇陈述爱情故事则是不争之事实。爱情是人类美好的感情，有情人理应终成眷属，但《九歌》中的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湘君》，写湘夫人思念恋人湘君，久候不至而驾舟亲往前迎，“邅道洞庭”，横渡大江历尽艰难险阻和千辛万苦，然而，“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叹息！”她在痛苦失望中“横流涕兮潺湲”！《湘夫人》，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见，相遇无缘。他幻想能与湘夫人同结百年之好，传令筑室水中。但正值水中华美芳洁之宫殿筑成之际，“九嶷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九嶷山上的众神来迎接湘夫人回去哩！湘君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河伯》，始写河伯与恋人携手游山玩水——“与女游兮九河”，“登昆仑兮四望”，“与女游兮河之渚”，真是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流澌纷兮将来下”，由于流冰纷下的威胁，“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与恋人不得已而凄然分别。《九歌》所写主人公对恋人的追求，要么是求而不遇，要么是遇而复失，总之是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的不可能实现，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最终是理想的受摧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屈原《九歌》所展现的悲剧，不仅仅是美好事物的毁灭，它还表现出了主人公在遭受摧残时的不屈意志，勇敢抗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湘君》写湘夫人由于湘君的爽约而对他的感情产生怀疑，认为“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于是便把湘君当初赠送给她的定情物“玦”与“佩”丢弃到水中：“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显示了与负心汉的决绝态度。但同时，她又“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又想若恋人真正因为客观原因而未赴约的话，我也不能错怪他，所以采芳草交给“下女”以向湘君传达自己的心意，显示了对爱情的不懈追求。《湘夫人》的结尾同样表达了主人公这样的思想感情。《山鬼》，写山中女神盛妆去与恋人约会，在凄风苦雨中久等恋人不至，她在经受着失恋的痛苦煎熬时依然充满自信：“山中人兮芳杜若”，认为自己的品貌芳如杜若，与当初“既含睇兮又宜笑”、“善窈窕”的美质无异，倒是对方的感情起了变化：“君思我兮然疑作”，从而表达了无比悲愤的心情：“思公子兮徒罹忧”！一位既向往爱情，热烈追求又傲岸不屈的“山鬼”形象跃然纸上。《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