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胡适1932年5月，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出版第一期。这一年，胡适42岁，身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独立评论》是一本同人性质的政论刊物，若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在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政论刊物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与之前的《努力周报》、《新月》杂志及之后的《观察》、《自由中国》半月刊，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正好可构成那个时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谱系，胡适则是这个“价值谱系”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时期的胡适，坚守民主政治、渐进改革的理念，在其民主思想、外交问题、教育理念、社会思想、中西文化观等方面多有论述，但发生在1933年12月至1935年2月期间，前后二个回合的有关“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实为胡适在《独立评论》五余年中最重要的思想表征，“尽管这种讨论是学术性的，但其含义却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讨论中反映了整个国家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77页）引发这场论战的是胡适的朋友蒋廷黻，1933年12月，他在八十号《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与专制》的文章，被认为是“胡适的英美派知识分子朋友们第一个明确表态拥护‘专制’的宣言”。蒋廷黻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内战频仍，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其原因就在于未像能英国、法国、俄国等国那样，经历过“十六世纪的顿头朝的专制”、“二百年布彭朝的专制”和“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因此，惟有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国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他的政治言论颇为保守，首先无条件地拥护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次重视经济问题而轻视民主宪政问题。1932年4月，他参加了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明确反对“取消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甚至对未行宪之前由人民选举国民代表会议的提案也不赞成。蒋廷黻的文章引起胡适的强烈反应，他“栗然以忧”，先后写下两篇反驳文章，分别发表在《独立评论》八十一、八十二号上，并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胡适书信集致傅斯年》中册，632页）。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痛苦的时代。这种痛苦来自于大多数人对民主的一种幻灭感，于是选择何种政制模式以救国就成了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野心日益膨胀，全国上下沉浸在“国难时期”的悲愤之中，置身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更是忧心如焚。与此相对应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训政阶段的不作为遭人诟病，虽然经济上有所成就，在政治上却演变成“一党专政”而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的政治诉求，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如孙科也有类似主张，胡汉民则表示应尽快实施宪政，并赞成党外可以有党（胡适，《宪政问题》，第5—7页）。《独立评论》创刊前后，《时代公论》第六号上《不关重要的国民代表会议》和《国闻周报》第九卷上《宪政能救中国？》两篇文章引起胡适的反感，他说这是一种根本怀疑民主政治的悲观论调。胡适对推行民主宪政在国人中所造成的挫折一向敏感，不赞成“党权高于一切”的奇谈。---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胡适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实行民主、开放政权才能真正有助于挽救国难，这至少有两个现实的好处：一是改良国民党，使之面对“被人取而代之的可能”，“也许可以比现在干的更高明一点”；二是可以收拾人心，着眼于“全国人心的团结，而不在党内三五万人的团结”，除一致御侮之外，莫过于废除党治，公开政权，实行宪政。在胡适看来，这才是一条“政制改革的大路”。因此，蒋廷黻在这个时候遭到胡适的质疑，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蒋廷黻没有正面回答胡适，而是再次撰文阐述对“专制”的看法：“以个人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为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即使现在的专制只是二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尽管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