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古太和城晓峰时值三月，春和景明，与当地文友到太和城遗址问古。太和城遗址在距下关七公里的太和村，根据史书记载，太和城在作为南诏都城之前，已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和防卫才能的城郭。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第四代王皮逻阁在唐王朝支持下统一洱海六诏，因“破河蛮有功”而被唐册封为云南王后，对太和城加以扩建，并于次年（739年）将国都从进展了90年的南诏发祥地巍山迁到大理太和城。此后40年间，体验了天宝十年（751年）、十二年（753年）、十三年（754年）三次出名的“天宝之战”，大唐王朝数十万军队战败，主将鲜于仲通“仅以身幸免”，李宓将军“沉江而死”。阵亡将士被南诏感念旧恩“祭而葬之”于天宝街“万人冢”和凤仪北汤天村“千人冢”，并立德化碑于太和城国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阁逻凤去世后，南诏第六代王异牟寻继位与吐蕃和好，西北要挟消释，便于唐兴元年（784年），将都城从太和城迁至大理喜洲，称大厘城，改号大礼国。为彰显王者地位，在清平官郑回等人的建议下，仿中原大唐僭岳封渎，在疆域内的名山大川封五岳四渎（五岳即东岳乌蒙山、南岳无量山、西岳高黎贡山、北岳玉龙雪山、中岳苍山，四渎为澜沧江、黑潓江、怒江、金沙江），并命御史杜光庭为苍山十九峰、十八溪命名，后又于唐贞观三年（787年）把都城迁至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三月街邻近），太和城才终止作为南诏都城的历史。不过，其规模、建构仍留存了下来，直到此后300多年时的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中，还有“诸峰罗列、前后参从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余里”的描述。太和城遗址中，留给人们的大多都是根据史书描述的想象，然而，最让人想象不已的是立在其中的“云南第一大碑”《南诏德化碑》。于是，我们走进碑亭，带着崇敬的心情，徘徊于德化碑前，瞻仰高大厚重的碑体，留心品读千余年留下依稀可见的碑文。《南诏德化碑》是南诏第五代王阁逻凤在“天宝之战”后约十年时，为缓和与唐的慌张关系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眼前的《南诏德化碑》高4米、宽2.4米、厚0.6米，碑阳刻41行正文，约4000字;阴刻11行职官题名，约千余字，总计约5000多字。现存碑阳220字，碑阴556字，均为楷书，所纪之事止于655年。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载：碑文为阁逻凤的清平官郑回（郑蛮利）撰。但根据碑文“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的自述推断，碑文应是阁逻凤的清平官王蛮盛所撰由于，郑回是六代异牟寻时才任清平官的，而且异牟寻继位是779年，时年24岁，而此碑刻于766年，为流寓南诏的唐御史杜光庭所书。碑文表达了南诏王阁逻凤统一六诏，东和诸爨的文治武功，以及与唐朝关系破碎的理由和三次“天宝之战”的始末，并着意昭示南诏“不得已叛唐”、归附吐蕃的苦衷和归附大唐的友好愿望。碑文记述了南诏初期政治、军事以及农业、水利、物产等社会处境。品读碑文浩气凛然，流畅高贵，委婉入耳，情理交融，压服力强;书法屹立秀逸，具有晉唐风貌，兼北海遗风。是研究南诏社会制度、地理区划以及南诏与唐及吐蕃和西南边疆各民族、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贵重史料。走出碑亭，同行的挚友说，过去，太和城遗址是大理草帽街所在地，一到街天，邻近白族村寨的村民纷纷来此做买卖，全体商品均为本地物产与手工艺品。眼前浮现出身穿鲜红坎肩，头盘乌黑发辫的白族姑娘，用荞麦秆编成的草帽半遮半掩的娇羞神态;大青树下，歇息乘凉的村姑灵敏的指尖流泻下来的麦秸辫。在太和城遗址的西北角，我们还看到了几根当地人称为“蜡烛”的石柱。这些石柱高约两米，据说是古时本地大姓文武官员所立，文官柱为笔尖顶，武官柱为平顶，作用在于彰显和炫耀家族地位身份。走出太和城遗址北门，顺围墙的林荫小道往西300米，便到“美人石”旁。美人石是一块长约五米左右的巨石，旁边有一棵古李树和一棵合欢树，好像两把绿伞为其遮荫，别有情趣。“美人石”的传闻在大理家喻户晓。南诏五代王阁逻凤迁都太和城后，王子凤伽异过了弱冠之年，却因在金刚城一心向佛诵经而无意婚事，对王侯将相的千金小姐，宫娥彩女都毫不动心。南诏王没有手段，逼王子拿着圣旨到民间招婚。王子手持圣旨，月余走遍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