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概述现代部分中国现代文学起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是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为端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阶段。胡适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必须首先进行语体改革，废文言而倡白话。陈独秀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文学革命”的立场，认为要革新政治，要改变“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就必须变革旧文学，建设新文学。胡适后来的评价说，“由他（指陈独秀）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和此后10年的文学发展（史称五四新文学）正是本着打破封建伦理道德对国民精神的束缚这一启蒙主义题旨，去支持和推动政治革命的。胡适、陈独秀的主张很快得到响应。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和刘半农撰写文章予以声援。1918年1月，鲁迅、李大钊也加入到《新青年》编委会。钱玄同还化名王敬轩，以旧文人的口吻谈出种种反对新文学的话，再由刘半农写文章予以痛斥，以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同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意在把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小说以全新的艺术审美形式、警拔的白话语言对封建礼教作了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吃人”，表现出彻底的反封建意识。这年6月号的《新青年》是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思想。12月，周作人连续发表《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基础，从创作立足点和表现内容等方面指出了新旧文学的界限，表明了新文学的价值取向。于此前后，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了《新潮》，文学革命的阵地和影响日益扩大。先驱者们同时集中力量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及旧戏曲，尤其注重对“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念的批判，为新文学的建设扫清了道路。像整个新文化运动一样，文学革命也遭到复古派、保守派的抵抗或阻挠。“桐城派”传人林纾率先写文章反对白话取代文言。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也在《学衡》杂志上撰文，指责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过激”。还有时任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在他复刊的《甲寅》周刊上发文，否定文学革命，鼓吹“读经救国”。但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复古派、保守派只是螳臂挡车。在反击这几股逆流的过程中，新文学已取得重大发展。不仅白话文在全国迅速推广并得到官方认可，到1924年，中学教材中已收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了。外国文学思潮被广泛引进，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还有诸多西方哲学、美学学说，如人道主义、唯意志论、超人哲学、生命哲学、精神分析说、托尔斯泰主义等等。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标明现代中国有了专门的文学社团。6月在日本东京，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至1925年，全国的文学社团达到100多个，各种文艺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现象显示新文学运动已转向积极的建设阶段。对外国思潮、学说的吸纳，拓展了新文学作家的视野。但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一方面是受欧洲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中国的现状使然；社会黑暗，民生麻木，“为人生而艺术”契合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大多数人的创作愿望，文学研究会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新文学作家。创造社主要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同样体现了中国现实的期待。它的以主观为本位、“为艺术而艺术”是对“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的另一种反抗与决裂，它对自我、个性的张扬是对“大一统”的社会形态的强力反拨。当时与文学研究会相类的有《新潮》作者群、语丝派等，同创造社接近的有浅草—沉钟社等。至于“新浪漫主义”（五四作家从日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