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道家的拒绝——以《故事新编》的相关小说为中心(一)内容提要：本文从《出关》、《起死》这两篇小说的解读入手，探讨鲁迅对道家的拒绝，认为鲁迅在小说中批判老庄，不仅作为“文明批评”，而且与他对“立人”课题的新探索有关，与他的自我更新、自我改造及自我革命有关，因而是丰富的、复杂的、容易发生误解的，需要认真对待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鲁迅对道家的拒绝是非常独特和耐人寻味的较之儒家和墨家，鲁迅与道家的关系显然更为复杂。对于儒家，鲁迅早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1]，自谓“孔孟的书”虽然“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2]。小说《出关》虽表达了鲁迅对孔子“以柔进取”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肯定但这只是相对于老子的“以柔退却”而言，未必更具积极意义。实际上，鲁迅对孔子的肯定完全可以消化于他对墨子的肯定和偏爱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儒家价值的承担只是他承担墨家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我们知道，墨可能出于儒，二者较之先秦诸子同多异少，都是“欲救世弊”之法，但乎只表现于显意识层面，是其思想中支柱性、“脊梁”式的存在，不像道家那样曾深入其骨髓、化为血肉——“中过庄周、韩非的毒”3]。事实上，鲁迅与道家发生关系的广度、深度乃至曲折度，是其较具积极评价的“儒墨”远远不能比的。这也表明了他批评道家思想人物的复杂性：其情感的喜爱、沉耽与理智的峻拒恰为一对矛盾。后来，鲁迅虽然以拒绝的方式最终结束了与道家的纠葛，但这种拒绝却是通过自我的内部交战进行的，表现为一种“排毒”的努力，因而往往不免于心智的某种撕扯和分裂。《故事新编》是鲁迅“对于根深蒂固的旧文明施行袭击”4]、进行“文明批评”的产物，写了不少形成中国传统、塑造中国文化性格的“卡理斯玛”(Charisma)型人物，从鲁迅对这些神话、传说、历史上的英雄、贤哲的描写中，我们自然可以考察他的评价及情感态度——小说文本与文献典籍之间思想价值的相同或差异，或者艺术形象与人物原型之间的符合或不符，都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的褒贬和取舍。差不多可以说，《故事新编》中小说人物与史籍原型的符合程度与鲁迅对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承担程度大致是成正比的5]。其中涉及道家思想人物的作品有两篇：《出关》(1935年12月)关切于老子思想的出路，《起死》(1935年12月)着眼于庄子哲学的困境。就写作手法而言，《出关》比较遵循经典，对老子其人“只予铺排，不加改动”；《起死》则对典籍本文进行了强烈变形，庄子成为一个被“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6]出的漫画人物。这种差异——“循规蹈矩”和“恣意改写”的两极表现——在鲁迅批评儒墨两家思想人物时是不曾有过的。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鲁迅处理老子和庄子的不同?我们能说他对老子较多认同而对庄子较多排斥吗?我注意到，在《出关》和《起死》中，鲁迅笔下的老子和庄子，无论其变形程度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命意与作品的客观效果之间，在小说人物与小说原型之间，都存在着某种距离。这一现象是意味深长的，我想，它可能反映了鲁迅意识深处自我交战的本质，以及他评估道家思想人物的两难，但也可能涉及他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新的“立人”构图——探讨一种关涉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之连动可能性的实践构造——所遭遇的特殊问题和矛盾。本文想从这两篇作品的解读入手，揭示鲁迅与道家思想人物的复杂关系及真实态度，捕捉并扫描他贯穿一生的“立人”探索在其中的投影。我以为，在《故事新编》中，道家人物的活动如同儒墨人物的活动一样，同样体现为一种人作为社会历史之主体进行价值实现的有意味的方法，蕴含着鲁迅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关系的观点和思考其中思想与行动如何转化以及相互支援是问题的焦点，是鲁迅批评老庄思想、重估道家价值的入口和平台。一、《出关》的“关”1935年12月，鲁迅同时创作了《出关》、《起死》7]，对道家思想人物及其价值进行集中清算。可是，1936年1月《出关》发表后评论界的反应却出乎鲁迅的意料，它或者被视为“斥人”，或者被看成“自况”，鲁迅不得不直言小说“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8]，并专写《〈出关〉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