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性质王以欣译1．历史哲学“不懂历史的人们有福了，”克里斯托福·道森写到，“不懂社会学的人们就更有福了。其原因是，只要我们身处一种活的文化中，我们就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只有我们面临失去它的危险时，或当其已经僵死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并给予科学的研究。”在我们当中，无论在农场、还是商业办事处或议会大厅，都有这样幸福的人们。然而，那些因意识到而苦恼的人们，无论在意志上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再变成无意识，而且很多人变得越来越不幸福，因为他们掌握的历史和社会学知识太少了。略有所知是最危险的。因而，我们最好还是付出努力，力求清晰完整地意识到，我们是谁，身处何地，何以是现在这个样子。从一开始，我们就面对着现代世界的突出矛盾。我们这个时代以缺乏虔诚或怀旧感而著称；当今的人们一直忙于制造小器械、汽车、经济萧条和战争，以至于不很关注上次会议前发生的任何事情。然而，我们的时代比先前的任何时代都更有历史感，并对往昔旧事拥有更悠远、更宽广和更清晰的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在过去一百年里对历史知识的贡献是其最光荣的成就之一。科学地研究往昔，发掘其纪念物，再现其已逝的生活，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们以前无古人的虔诚从事其工作。因为，尽管古人深知往事，但鲜有领悟。古代史家中最为客观的修希底德，在其所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就声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之前没有发生什么意义重大的事情，而且，由于他昧于其所在时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他不能认识到雅典独一无二的辉煌，而这种辉煌使我们眼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要比修昔底德本人所感受到的更重大，也更具悲剧性。无论对希腊人的早期历史，还是埃及人、希伯莱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现代历史学家要比那些虔诚的古人更为熟知。这种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功也包含着更多的讽刺。这种成功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成功。这种成功也因而孕育出令人振奋的幻觉，即历史，在其摆脱了艺术和哲学所带来的一切腐蚀后，属于或应该属于一种精确的科学。“不要为我喝彩，”弗斯特尔·德·古郎吉告诉那些为他所倾倒的学生们，“不是我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借我之口在讲话。”这种完全非人格化的主张导致德国学术界的异乎寻常的刻板，这仍然让美国的大学感到敬畏，并使人文科学失去人味儿。其隐含之意是，通过系统排斥有意义的归纳和判断来发现人类历史的意义。卡尔·贝克尔评论说，这种做法是基于奇怪的哲学假设，即历史学家排斥思想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希望有所发现，却不去寻找，期望找到生活之谜的最终答案，却固执地拒绝提出问题——可以肯定，这是迄今所曾发明的现实主义的最浪漫的类型，也是所曾有过的最奇怪的企图，即求之却不知求之为何。”如今，这种幼稚的信念变得可以理解了，且颇获赞美。上世纪的历史家们试图使他们的学科在一个科学的时代受到知识界的尊重（晚至1880年时，美国的学院中只有11位历史学教授）。他们不得不同[历史研究中的]那些普遍倾向做斗争，如娱乐和教喻，研究富有戏剧性和场面壮观的事件，教授政治和宗教的课程，或上升至华而不实的历史哲学。这些倾向迄今依然如此盛行，以至我们很难嘲讽任何对客观性和准确性的追求。然而，这些“科学的历史家们”对科学、艺术和哲学有着一个肤浅的概念。他们认为真正的科学家是那些处理朴素的未经修饰的事实的人，从不提出假说，而且从不被围绕基本原理的怀疑和争论所困扰。他们把艺术看作是科学的对立面，好象想象只处理虚拟的事物，而且只有在知识无能为力时才沉溺于想象。他们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的玄想，是另一种劣等的知识替代物或是对知识的威胁。他们没有看到科学本身就是在哲学假设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想象的解释。换言之，正是他们对客观性和精确性的刻意追求要求我们对历史知识的本质及其客观性的局限有个更为精确的概念。历史的目的，兰克说，只是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但这远非轻而易举，甚至背离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从不奢望知道所有实际发生的事情。假如我们确实全都知道，那么，在我们弄清任何事情之前，我们必定会忘记几乎所有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对往昔的记忆剩下一鳞半爪时，我们的记忆才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