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革命文学政治观思索“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这是时年28岁的阿英在其名篇《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的惊人之语。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后，作家阿英转而以勇猛的评论家姿态登陆文坛，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让论战对手们颇不服气，阿英就此被划归激进幼稚派不得翻身。实际上，如果不局限于阶级决定论的二元对立视角，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认为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划了一个简单等号，主张“钱杏邨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艺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实际上取消了文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1］，“钱杏邨等人以绝对否定艺术的独立性，把艺术价值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社会价值即政治价值”［2］，甚至直指阿英由于犯下革命的意识形态错误，“带来的是对事物的扭曲和变形，是对人的认识的局限”［3］，这都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在我看来，阿英所讨论与肯定的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或者说，从政治、革命、阶级的角度看文学创作，并建立相关的评价标准，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从阿英对“革命文学”的阶段认定和对“政治”概念的多重理解来探讨阿英的文学政治观将有可能打开认识阿英的另一扇窗。1作为一种文类模式的革命文学讨论一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讨论的范围与边界。同样，讨论阿英的文学政治观，首先要解决的是阿英在何种框架内提出他的理论，这就需要回到阿英的批评实践。一般认为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已主要地体现为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所以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在它甫一出生，即主要地体现为对“革命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检讨，这种讨论从1923年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达到高峰。基于这个前提，1928年，阿英发表《批评的建设》，借批评三种错误倾向具体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传统的批评: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批评原理;没有科学的方法;批评家的态度不诚恳、不谦虚。因此，阿英主张“文学和政治分不开的”［4］18，要求批评家用科学的方法“估定作品的价值，为读者指示解释作品的思想和技巧，以及改正作品的思想和技巧的错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1革命文学的全新规范阿英之所以自觉地把作家论、作品论和文学史论(思潮批评、流派研究等)等批评实践纳入科学范畴，追求一种系统的政治批评，以“改正错误”，并赋予文学创作与批评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其原因在于。第一正如克罗齐所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6］。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要想迅速获得文学生产的生存权，进而取得“文化霸权”，急需一套严整规范的操作系统，来反抗旧的文类规范。这种反抗，在年轻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看来，首要地建立在对五四以来文学传统的批判之上。第二，“文学不能产生文学”它们的诞生“依靠阳性元素的参与，即历史、革命活动的参与”，从而创造“新人”，即新的社会关系。［7］引而申之，“文化霸权”的斗争，不仅在于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地位，更内在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全民集体意志，即“为革命而文学”，而非“为文学而革命”，取得政治霸权———即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所以，阿英通过破坏与建设两个方面，来规整并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独立性与合理性。一方面在于破坏，阿英通过批判五四以来的文坛创作与批评，为革命文学的生存争取空间。所以，阿英首先选择了鲁迅和鲁迅的《阿Q正传》，作为他宣判的导言。显然，这篇文章引起争论的激烈程度达到了阿英的预期，一是在于鲁迅本身的旗帜性;一是在于阿英的批判是相当彻底的:鲁迅的创作模式———从内容到形式，总体上被阿英所否定，即鲁迅的风格“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所以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经死去了。按照这种批判模式，阿英逐一对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冰心等众多声名显赫的作家作了定性，从而为新兴的阶级文学提供一个可以借鉴、反思的类型库另一方面在于建设，阿英通过组织和创作、批评等多种形式，为革命文学建章立制。组织方面，1927年秋阿英与蒋光慈等人组成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太阳小丛书”等书刊，成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