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粤商广东和福建都临海，因此，它们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帮的形成都与海上贸易相关。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在秦汉时期，广东就有相当发达的海上贸易。广州西汉南越墓中出土的5支非洲象牙和1支与伊朗波斯薛西斯王银器类同的银盒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这种贸易一直在发展，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明初，政府实施“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的海禁政策。这就迫使广东、福建的商人成为亦盗亦商的海盗集团，“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广东亦盗亦商的商人主要有东莞的黄秀山、何亚八；饶平的张链、许栋、林国显；澄海的林道乾、杨四；潮州的诸亮宝；梅县的林朝曦等。他们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安全，不仅内部结为帮，而且还与其他海商联合，成为更大的海商商帮。明嘉靖年间，这种海商商帮已成规模。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粤商在嘉靖年间形成，和闽商一样，都是亦盗亦商的海商商帮。明代隆庆年间，政府开放海禁之后，粤商和闽商就走了不同的道路。闽商依然亦盗亦商，粤商中的潮汕帮依然与闽商一样且与闽商融为一体。而广州帮则“改邪归正”，由寇转变为商。由于在嘉靖中期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在隆庆、万历年间形成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广东牙行商帮。嘉庆三十四年（1555），官府在广州设立由政府授权垄断对外贸易的13家商号，到明末发展为广东36行。这些商号已经不是单纯的买卖中介人，由于有政府背景，已成为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体，即牙行商帮。清代初期也实行海禁，但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有限度地放开对外贸易。政府挑选了13家有实力的商行从事对外贸易，这就是著名的十三行。以后，允许从事外贸的商行有超过13家的时候，也有不足13家的时候，但习惯上仍然称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政府封闭了闽、浙、江三海关，仅留广州粤海一口通商，而且只能通过十三行通商，这就形成“东西南北中，一起到广东”的局面。我们这里所说的粤商首先是狭义的粤商，即仅指十三行，而不包括其他从事走私贸易的散商，或广义粤商中的潮汕帮、佛山帮或其他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人。明末的牙行商帮由明政府选准有抵业人户充当，给予印信文薄，代替政府的市舶司提举主持对外贸易，已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清代十三行继承了这一传统。清人李士祯在《抚粤政略》中指出，“省城佛山商民牙行人等知悉：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方可作为十三行行商。这说明进入十三行的条件是身家殷实，自愿承充，又经过政府批准，发给行帖。当然，换牌转充（类似今天的买壳上市）。以后行商又“捐输得官”，所以，被称为“某官”。如担任十三行行首的潘振承被称为潘启官。十三行本身就是一个行会组织。贾植芳先生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一书中称它为基尔特。作为行业就有自己的行规，共13条。其主要精神包括：第一，团体优先，“不得以私害公”。第二，实行价格统制。第三，贩卖统制。第四，销路协定，实现利益均分。第五，改变一行商独占一船舶，数商行集中一船舶，或一行商独占数船舶的不平状态。第六，规定了协调与成员的权限。在中国各商帮中，粤商十三行和徽商都有这样明确的行会与行规。贾植芳先生指出，“这种总商制度，在盐制中亦以同一姿态出现”。十三行是官商，这就在于他们本质上是追求利润的商人，但又在某些方面代表政府。十三行的官商身份体现在他们的四项职能上。第一，作为皇帝特许的商人，独揽外商洋船接待，代表皇帝接收外国政府和商人呈送的贡品，并从事朝贡贸易，垄断进出口贸易。第二，代理海关事务，海关作为官方机构不与洋人直接接触，由十三行承办外商货物报关纳税事务。第三，根据政府的法令约束，教化外商，监督外商在广州的一切活动。第四，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内晋见政府官员，双方一切交涉事务---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都由十三行作为中介。这里的第一项职能是获得了皇帝给予的对外贸易垄断权，其他三项实行上是代表政府对外商进行管理和监督。所以，作为官商的十三行是不同于作为官商的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