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下的社会实践郑玮宁＊自2008年10月金融海啸以来，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对于地方社会所带来不同程度与形式的影响，逼使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何以我们自身及研究对象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竟是呈现今日这般的样貌？特别是如今已成常民知识用语的「全球化」，究竟是在怎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本文立基在黄应贵（2008a,2008b）近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形构与全球扩张如何对地方社会进行区域再结构的讨论，聚焦讨论新自由主义秩序如何在地方社会造成新的社会形构（socialformation）。此处所称之社会形构，并非字面意义上社会关系之形成，而是接近基进政治经济学传统，关注经济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如何对人类社会活动与制度产生作用。笔者以之为起点，并不意味着本文将在当代的情境中重述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相反地，正是因为台湾人类学界长期缺乏基进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使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剧烈变动与发展异常冷漠（黄应贵2008a）。同时，这意味着本文的分析将与「全球化」背后的政治经济范畴与知识预设彼此相互断裂（谢国雄1997；Bourdieuetal.1991;BourdieuandWacquant1992），以重新解析「全球化」预设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具体作为造成的社会后果。如此，研究者才能掌握结构性力量的运作，并如实辨明行动者如何在结构力量的运作中展现能动（agency）。扼要地说，所谓的「全球化」指涉了资本的自由流动（Touraine2001:14）。1970年代末期以来，英美两国采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维以进行整体经济结构的重组，以因应与解决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蕴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危机。首先，相对于过去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兴起乃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政治论述，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另一方面以经济市场的开放及政府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与松绑（国营企业私有＊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50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下的社会实践化），建构一能充分实现个人主义与自由市场的场域。其次，美国以「供给面经济」的经济政策，即降低成本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弹性化政策，以应付当时全球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带来的高失业与高物价的经济滞胀（stagflation）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问题。就美国本土而言，在美元中心的固定汇率解体后，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元外债的同时增加，连带着全球的信贷膨胀，加上国家解除金融管制，而使得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再度结合。松绑的金融市场成为较生产部门更能实现快速获利的场域，于是投机事业与日俱增，使得8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危机以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受金融风暴所害的国家为解决积欠资本主义大国的高额外债，只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的援助。吊诡的是，援助贷款是来自资本主义大国的跨国银行，贷款条件是受助国必须接受结构性调整措施（structuraladjustmentprogram），这意味着政府失去了经济主权，同时也避免了跨国银行倒闭。另外，贷款给落后国家以进行经济重整的世界银行（WorldBank），意在影响其重整方向；而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成立加速了商品贸易自由化，扩张资本自由流动的范围，并保护外来投资者（金宝瑜2005）。就单一民族国家的层次来看，当代新自由主义秩序呈现的纠结样貌与运作方式，实涉及个别国家于采行新自由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构（特别是国家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该形构所涉及的其他社会文化价值）与逻辑。例如，瑞典在采行新自由主义之前已有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政府照顾弱势的社会福利制度并行不悖，进而强化了群众的国家意识（Harvey2005）。同样拥有社会福利制度的英国，尽管政党轮替影响了新自由主义思维的运作方式，该社会最重要的争辩焦点在于：国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相对于保守党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的作法（即使其于2008年与自由民主党组联合政府时亦然），工党对国家的角色则是随着社会生活场域的不同而分化：在经济上，国家看似遵循小政府的立场以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福利与社区生活方面，工党尚能坚持其认为国家应介入社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