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摘要：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关键词：诗穷而后工；文体；女性文学批评；诗福：蔡德龙，男，文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资助成果：I206.09文献标识码：A：1000-7504（2017）05-0128-08“诗穷而后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向上可追溯到司马迁、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言论。自欧阳修据其挚友梅尧臣人“穷”诗“工”的事实而明确提出“愈穷则愈工”的观点后，后人不断申发，赋予其说丰富的内涵。目前学界对此说的渊源、历史背景以及相关概念的辨析等均有深入的研究1，但仍有可待发覆者。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成期，许多古典诗学理论在清代得到集中讨论，往往在内涵、外延上有所变化，“诗穷而后工”说也是如此。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了“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的两种变化。其一，在明清鼎革的背景下，归庄等人提出将“穷”分为“小不幸”的私情与“大不幸”的众情两种，“诗穷而后工”说由对个人奇蹇之运的哀叹转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嗟忧，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紧紧关联。“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品格得到提升。1其二，许多清代学者热衷于“翻六一之案”2，提倡“达而后工”，尤以清初为盛3。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除此二者变化之外，“诗穷而后工”理论在清代的发展还鲜明地表现出向外“扩张”的特点，这既体现在“诗穷而后工”说跨越文体的壁垒，被广泛应用于小说、戏曲文本批评，渐由诗学命题演变为普遍的文学理论命题；也表现在它曾给予清代女性文学批评者以启发，带动其对立命题“诗福”说的产生。一、由诗学命题到戏曲、小说批评的拓展学界一般将“穷而后工”视作普遍的文论命题，尚未审视该理论立论对象的细微变化。明清以降，最终在清代，“穷而后工”说才完成了由诗学命题扩展到戏曲、小说批评，最终成为一个普遍文论命题的过程。由欧阳修最终确定的“诗穷而后工”本是一诗学命题，这从首字的“诗”字即可明确。审视该理论的源头诸说，屈原借以“发愤以抒情”的便是诗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列举的主要是发愤著“书”的例子，其中屈原《离骚》与《诗》三百篇是诗歌作品，其他如《周易》《春秋》《吕氏春秋》《孙膑兵法》这类大书皆为著述，他本人的《太史公书》更是鸿篇巨制；韩愈提出相关论点的《送孟东野序》是赠送诗人之作，《荆潭唱和诗序》则是?槭?集作序，很明显，韩愈立论的基础也是诗歌；至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之说后，明确将这种理论定位于诗歌、诗人，此后该理论也主要是在诗学范畴内被探讨和运用。由于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作为诗学命题的“诗穷而后工”说逐渐扩展至其他文体甚至其他艺术门类的范畴之内，实现了理论的越界。明代董其昌曾列举众多画家，指出“穷而后工，不独诗道”[1]（P93）。清代在词学领域也出现了相对应的“词穷而后工”说。由于词多悲情愁苦，故词对“穷而后工”说的接纳也更为容易。纳兰性德便认为：“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2]（卷3《填词》）陈维崧评王士禄词云：“王先生之穷，王先生之词之所由工也。”“故其所遇最穷而为词愈工。”[3]（卷2《王西樵炊闻卮语序》）将词人之“穷”视作词作之“工”的缘由，与“诗穷而后工”的逻辑完全一样。“穷而后工”之说被运用于词学，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有更为直接的表述：“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4]（卷10，P729）俞樾也将“诗穷而后工”引入词学，《左庵词话》“刘炳照词”条载：“俞荫甫太史序之，有云：‘欧阳公有言，诗必穷而后工。余谓词亦然。’自题《秋窗填词图》云：‘一寸词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