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教坊正乐与宫廷演剧之俗谐化[摘要]宋代乐制的更革，带来宫廷伎乐及演剧活动的频盛，民间伎艺及杂戏杂剧不断输入宫廷。考察宋代制乐设官、正乐禁戏的过程，可以看出，宋代宫廷乐制的更革与官方用乐的种种规制，虽然对两宋戏剧撰演合一的发展态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中有抑制和束缚，也有推助和促动，需要仔细分辨；而教坊的立废、钧容直的蠲省，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杂剧演出在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从而推动了宋代戏剧史民间化、俗谐化的发展趋势。[关键词]宋代教坊；正乐；宫廷演剧；俗谐化[]J82[文献标识码]A[]1671－511X(2010)06－0102－06宋代乐制的更革，带来宫廷伎艺及演剧活动的频盛，各种民间伎艺、杂戏杂剧不断输入宫廷。在礼乐制度的制约下，伴随着教坊立废及正乐的种种举措，宫廷演剧受到种种禁限和舆论禁责。考察宋代制乐设官、正乐禁戏的过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宫廷演剧的变化对宋代戏剧史发展走向带来的影响。一、宋代的制乐设官与教坊正乐宋承唐制，立国家音声机关太常寺，但教坊不再与太常并立，而隶属太常(卷142)，同时立“钧容直，亦军乐也。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日引龙直”(卷143)，引龙直初隶教坊，随军乐所需不断增扩，渐与教坊分置，钧容直外还有东西班乐、亲从亲事乐及开封府衙前乐等。宋初立东西两教坊一时恢复扩大了教坊规模，乐制由此大备。“宋代教坊编制明确属太常，教坊官才正式成为政府官员，这是乐官制度史上又一件大事”。由《武林旧事》“乾淳教坊乐部”提到的教坊大使、使臣、节级、部头、副部头、都管、管干教头、掌仪、掌范、内中上教博士等南宋教乐所乐部官职看，颇具规模的乐官制度，不但给乐人优伶以一定官方地位，且频繁热闹的宫廷戏剧演出，也带来优伶的职业性社会分化，从而促发了戏剧观念的解放和戏剧撰演活动在宫廷的繁盛。乐官制度确立后，宫廷用乐循旧制逐步得到厘定。“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政和问，诏以大晟雅乐施于燕飨……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官调多不正，皆俚俗所传’。及命刘爵辑《燕乐新书》，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非复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说之乐’以藉口者。末俗渐靡之弊，愈不容言矣”’(卷142)。此叙燕乐变迁中江南乐之坐部被弃、以大晟乐定雅乐体系的情形，已透露了乐官制度和用乐礼仪后来发生变化的起因。崇宁四年(1105)八月，大司乐刘?m奏大乐不应杂以郑卫，帝诏罢之。奏新乐，赐名日《大晟》，至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为二。崇宁五年二月，因议禁省内外冗官，诏大晟府并之礼官”，九月复诏“礼乐异道，各分所守，岂可同职?其大晟府名可复仍旧”(卷129)。遂颁之天下，遍及三京四辅、帅府学校等。大观三年(1109)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修《乐书》；政和二年(1112)赐贡士闻喜宴于辟雍，兵部侍郎刘焕谏，易去倡优淫哇之声；政和三年五月诏以《大晟》乐播之教坊。由此看来，徽宗一朝立罢大晟府的乐制动革，主要围绕宫廷用乐纳四方边声、杂串俗乐的清汰展开。“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闻鸡唱，殿前都虞候崔翰问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声，制曲日《鸡叫子》。又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卷142)。《鸡叫子》虽人禁中，由伶官被之管弦，但民间众多“新声”却被教坊乐制弃用或改造。宋代在教坊之外另立雅乐“作坊”以至大晟府统摄教坊，这是宋代官方雅乐体系对俗乐、倡优、淫哇之声的一种整顿、汰洗和剔除的过程。咸平景德年间(998－1008)，“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册8)。关于此“杂词”或为“杂剧词”的争议较多。宋杂剧在当时社会已非常流行，尝试作杂剧词者或许不在少数，但采用的音乐和文词往往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郑声俚曲，村坊俗语，所以真宗不喜郑声是实，其是否作杂剧词，还有待再考。以章汝愚《群书考索》卷二七“真宗不喜郑声，而自作新声新词”的说法，结合真宗赵恒曾下令禁止和尚讲唱变文，再对照伶官蔚茂多制《鸡叫子》，及教坊不用民间新声事，可推测真宗所制“杂词”，抑或君臣相悦、歌钟佐欢，类《东坡乐语》“金丝徐韵，杂剧来欤”的勾杂剧词。“勾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