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但要避免中国历史研究的初民化，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关键词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民史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大体按照西学模式重新组装，而条理的形式各异，或是完全新增，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是保留形式而改变内容，如史学，或是基本替换，如经学。其中史学是为数不多的中西均有的学科分类。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史学，在进化论观念的笼罩下，国家的强弱与学术文化的优劣似成正比，各种学科都被视为造成列强强势的基因，因此西方的整体优势还是令趋新的学人将目光转向外部，寻求借助先进的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如何能够摆脱文化与学科差异所导致的扭曲或偏向，真正借鉴外来别科的方法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无疑是相当严峻的考验。从眼光向下到走向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影响中国史学的历程①，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案例，可以借此了解过往的利弊得失并进而探测发展的潜力和趋向。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和英美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由于渊源流派的关系，彼此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与纠葛，或名同而实异，或名异而实同，或看似相同而争议分别甚大。详情参见《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和《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所收录的有关各文。而考古学的归属，同样因地而异。一、创新史学讲到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大都会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至此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史学，梁启超的确用进化论框架树立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除了学界前贤已经讨论过的各种问题外，“新史学”明显是用学术分科的眼光来看待中西史学的差别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梁启超开篇就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在批评从前史家之弊时，又强调其中之一，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因为历史是要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各种相关学科均为主观所当凭借，“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①《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而梁启超关注泰西的分科治学早在前一世纪末。戊戌政变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集中阅读了大批日文书籍，尤其是日本翻译的各种西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所得“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②所以大声疾呼有志新学者学习日本文。梁启超的上述表述，很可能是为了强调学习日文的好处，却容易造成其到日本之后才知道西学分科的错觉。实际上，他在国内时已经接触到西学的分类。1897年康有为编辑《日本书目志》，付梓前梁启超曾经阅读，并撰文为之鼓吹。他认为：“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