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本书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各国产生和流传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从古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从中世纪转向近代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近代欧洲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精神，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哲学家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的（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即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关系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是理性反思，因此，这个由认识论转向所开辟的哲学的新时代被称为理性（或反思）的时代。但由于对理性的不正确理解、以及主客分离的理论前提，近代西方哲学却又走向了独断论、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二元论。人的理性成了与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表现在唯理论和思辨哲学家那里）或工具理性（表现在经验论者和实验自然科学家那里）。人和世界都被狭隘化了。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成的世界。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更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尊严和全面发展消失不见了，近代西方哲学转到了它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方面。近代西方哲学之走向终结既是一种根本性的变更，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从笛卡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前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其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已完成了它的发展历程，在某些方面成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需要从整体上对它重新加以反思甚至扬弃了。但这种变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因为它既合乎哲学和思想文化本身发展的逻辑，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换言之，这种变更既有思想和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源（认识根源），又有社会历史根源。19世纪中期（可往前推到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或更早一些）前后的一段时期是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形成的时期。一些哲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往哲学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本真存在。因此，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事物本身的研究，转向非理性的直觉，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他们的观点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潮，即“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另有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法实证主义者）则着重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否定哲学对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求，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的哲学。他们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除了上述两大思潮之外，还有一种较多地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思辨唯心主义特征的第三种思潮，即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思潮。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哲学至少于以下四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即对作为体系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其本体论的超越，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对近代哲学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超越。二、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从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看，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可谓是这一转型的过渡期，而从20世纪初至今可谓是其完成期。过渡期的基本哲学倾向是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前者采取了马赫主义等形态，后者主要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弗洛伊德主义、以及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