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期，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重组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并滋生社会风险。为了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确保改革的社会成本与代价不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文章就监控、预警社会风险的可行性、社会预警机制的架构及其运作等进行了探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不期而遇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征。它在把现代性注入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当社会风险的发生超出人类理性控制的范围并蕴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把社会的发展推向失序、动荡的深渊。因此，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社会风险发生程度的报告，并据此实施一定的政府干预、社会行动，将其控制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一、社会风险发生的必然性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看，人类社会从未有绝对的、凝固的稳定。包括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变迁、发展过程，实为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稳定总是动态的、处于过程之中的，它并不排斥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存在。任何社会发展过程都以一定的成本为代价，也都存在着社会解组的可能，不同的只是这种代价与可能性的大小。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做出过划时代的研究。按照他的观点，稳定成为问题是变革社会的特征。他认为，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提高着人们的“愿望与期待”，如果社会难以满足这些日益提高的愿望与期待，社会颓丧就会产生，它将促使行动者诉诸政治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当然，社会动荡并不由此直接发生，它还受制于其他几个条件。在社会动员与政治动乱之间，亨廷顿给出了这样一组公式：(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中，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流动机会与政治制度化，由社会动员引发的社会颓丧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发生。关于现代化、社会稳定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他的一个最抽象而广泛的理论框架是，在现代化未开始的漫长的、可以称为传统社会的时期，是个高秩序、稳定不成其为问题的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却始终伴随着动乱的发生；在现代化建立新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合法性以后，这个社会就实现了结构的转型，从而告别以社会动乱为标志的漫长的动员期或现代化时期，进入了现代性社会。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51页。）。让我们把视线从社会学理论转向现实生活。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由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重组也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社会分化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可能有：(1)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工业社会的秩序在中国正逐渐消解。(2)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如果在新的结构中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或者原有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如果无法得到制度化的安排，利益群体的冲突就会形成，社会的稳定也便要因此受到威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失势群体——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中获得体认，也可以从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诉求中得到启发。(3)社会分化瓦解了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产生规范真空与社会失范，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相对混乱与失序。(4)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注：文军等：《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8期。）。所有这些，都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危机。在现代化过程之中，传统的、本民族的因素与现代的、外来的因素并存，二者间的对抗和矛盾势必导致价值损失与社会风险。社会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转变、完成现代化过程，转型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也会相应增大。事实上，社会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为“文明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