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本义探微——有关红学概念本旨性质方向方法的检讨宋建邦红学之繁荣昌盛，貌似已超乎诸显学之上，盖四野之内，文墨所及，莫不有以谈红为趣。只是目今对于《红楼梦》的理解益发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见仁见智，似乎人人解的都对，人人解的又都不对。虽说学术贵在多歧，然而红学见解如此之繁杂，歧异如此之大，也实属古今罕见。按说理越辩越明，但红学似乎十分不同，长期的争鸣讨论，红学思想不仅未明，反而越来越混沌，其概念和范畴也日渐模糊起来，学界甚至迷失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这大概是人们多关注《红楼梦》小说故事而忽略了辨析学理的缘故罢。一、成书背景与《红楼梦》隐真清朝“文字狱”之严酷超过有史以来任何一代。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满清最后一统中国，可谓渔人得利。传统汉文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尊儒重礼、忠君报国，崇尚“华夷之辨”，满清窃得天下，以“夷狄”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好似“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很多汉族士人抱有强烈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仍以各种形式在民间传流，并与以恢复明朝汉族政权为诉求的反清抗争联系密切。反清思想贯穿了整个大清的历史，从清初“明遗民”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天地会”“红花会”“义和团”再到清末邹容、孙中山，无不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志。雍正帝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在当时，这是一场深刻的民族文化、民族政治的斗争。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汉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的传流，无疑是一种巨大威胁，本来做贼心虚，又兼其自身文化落后，对此十分畏惧。清初对汉族士人尚采取怀柔政策，分化拉拢，满清统治稳固后，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为了消解汉族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巩固满清政权，清统治者不仅强制汉民剃发易服，移风易俗，还禁言禁说禁毁图书，发动“文字狱”，其主要目标就是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清朝康熙（1661—1722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其中震动奇大者是庄廷珑《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帝的“文字狱”有案可查者近20起，影响最大的是曾静吕留良案。“文字狱”到乾隆时已发展成病态的猜忌和恐惧，乾隆作大案130余起，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乾隆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文字狱”一时使民众噤若寒蝉，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以致文人“以文为戒”，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整个清前期，毁禁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例如《国史纪闻》《五朝注略》《明史辑略》《明夷待访录》《有学集》《了凡纲鉴》《国书》《南山集》《维止集》《秋水集》《明史列传》，等等，甚至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政策而被禁毁。“文字狱”以及毁禁图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迟滞了中国的文化、科技进步，导致中国经济社会严重倒退，内囊里日渐倒下去，最后也埋葬了满清王朝自己。满清统治者不明白的是，激起汉民族反抗的，主要并不是异姓继统，甚至不是意识形态中的“夷夏之防”，而是满清自己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文化专制政策，是清廷自身的“无道”。事实上，禁言禁说禁毁图书并不能完全禁绝文化思想的传流。文网之下，“干涉时世”的文学作品无法秉笔直书，就以委曲隐匿方式生存和流传——许多隐语和隐真文学出现了。中国文学本有隐真和春秋笔法的传统。“隐”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创生很早，《诗经·国风》所含最多；“隐”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文艺传统，《史记》即记载了很多以“隐语微言”讽喻政治的故事，例如淳于髡讽谏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