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仅是用来读的，有时还用来烧，也就是焚。战争中的焚书，是在所难免的，如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然而，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大规模人为的焚书事件。第一次是秦始皇焚书。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曰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资治通鉴》的记载更为详尽：“承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纷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其实，这焚书的勾当，当年秦始皇的祖宗秦孝公早就干过。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有祖宗的榜样和示范，秦始皇干起来自然麻利得很。后世多有为秦始皇此举作辩解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上册141页中这样写道：“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即当代官书），其次为诗、书古文（即古代官书之流传民间者）。而百家言（即后起民间书）非其所重。汉兴，学统未尝中断。”他结合《史记》等多种史料也曾做了细致分析：“焚书本起于议政冲突，博士淳于越称说诗、书，引据古典，主复封建，李斯极斥之，遂牵连而请焚书。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而又附禁令数项：一、敢偶语诗、书弃市。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可见当时重禁议政，轻禁挟书也。”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一文中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无论秦始皇的出发点如何，焚书对读书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奇怪的是这焚书的建议还是读书人提的。第二次是梁元帝焚书。梁元帝（508－554年）即萧绎，字世诚，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10月，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兵五万南下攻梁。魏军攻破江陵之际，梁元帝叹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于是，他命舍人高善宝将自己多年收集来的十四万册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自己保不住江山，怪书读多了，迁怒于书，还一把火烧掉，古往今来独梁元帝一人！第三次是南唐后主李煜焚书。李煜当皇帝不行，但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文艺爱好者，而且特别喜好好图书。在五代十国中，南唐宫廷藏书的校勘和装潢都是很出名的。李后主让他宠幸的保仪(女官)黄氏掌管宫中图书和书画珍品。公元975年，宋军兵临金陵城下，李后主吩咐黄氏：“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金陵陷落之日，南唐官中的图书和书画名迹果然被焚毁了一大批。李煜焚书的目的有点可恶，就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第四次是乾隆皇帝焚书。乾隆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组织了以纪昀为首的三百六十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编撰《四库全书》。表面上看，是保存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了古代学术文化。实际上，乾隆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很多内容被抽毁，有的仅录了书目，为后世研究学术带来很大困难。据统计，在编书的十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二十四次，被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