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市场的开放和统制三、边境市场的开放和统制秦汉时期，不仅在中原内腹地区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市场体系；而且与周边诸族的商业交往也日趋增多，出现了边贸市场。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重视不够，也缺乏深入研究。这里拟就现有材料，做些简要的陈列和论说。（一）边市的开放和发展这里讲的边境市场，是指设在边境关塞要地的市场，是汉族与边境少数民族进行商贸活动的场所。这种市场在秦汉文献中，西汉时谓之“关市”；东汉则多谓之“互市”、“合市”、“交市”或“胡市”。然究其内涵，意思类同。皆属民族贸易的范畴，都是汉朝与边境诸族进行贸易的一种市场形态。秦汉边境市场初创于何时？查考文献记载，交待不明。唯《史记·南越列传》言及：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馋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从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来看，虽然未曾明确说到“关市”的始设时间，但它告诉我们在高后之前，汉、越之间已有“通使物”、交流“器物”，乃很清楚。只是到高后在位之期，有司才禁止与南越关市铁器。这就说明，关市非始于吕后，而是在高祖之时业已有之，此属无疑。边境市场即“关市”至迟自汉高祖时有了之后，终两汉之世皆存。然有明确纪年者，却只有十几处记载，请见下表：表中列举的“边市”，只是一个大概。但它仍可反映两汉时期边境市场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即：从发展的时序来说，它“爰自汉初”，而后“历代遵守”[1]。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云：“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其说甚是。再者，从边境市场分布的范围来说，地区甚广，南、北皆有，几乎遍及周边各主要少数民族。兹从南、北两个方向略予回顾：汉朝与南方诸族的边市贸易，经官方钦定者，以南越为最早。它起于西汉立国之初。从文帝开始，特别是武帝之后，“除边关”，废除关贸禁令，使边市得到发展。因而蜀郡商人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2]。中原地区的金铁、田器、丝绸和牲畜等不断运往岭南。使“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3]。西南地区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马等族。自秦始皇“通五尺道”后，这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4]。汉初，“关蜀故徼”，政府限制蜀人出关对西南夷各族贸易。但“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富。”[5]蜀的卓氏以铁器“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6]。当时不少巴蜀商贾与西南夷各族贸易而发了大财。自汉武帝“除边关，关益斥”[7]后，内郡与西南各族交易的市场有了进一步开展。汉朝与北方、西北诸族的边市贸易，以匈奴最为频繁。楚、汉之际，匈奴冒顿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是北边强劲的一个民族。汉初，高祖自平城之围后，与单于“约为兄弟”。俟后，匈奴对汉时服时叛。边境市场上的贸易时断时续。昭、宣以降，“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於汉廷”[8]。北边无事，人民炽盛，牛羊布野，友好和平的安定环境，使边境市场的商贸活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自后与西域各族的经贸联系日渐加强。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商胡贩客，日款塞下”[9]。至东汉前期的光、明、章几代，汉匈之间的“和亲”、“合市”，一直在曲折的演进之中。至于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各族，自匈奴西遁之后，他们与汉廷的边市贸易亦日趋增多。乌桓，早在西汉武帝时，“徙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动静，设乌桓校尉监领之”[10]，已有较多的经济交往。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虎豹皮”等，又为汉廷“助击匈奴、鲜卑”。於是汉廷与之“岁时互市”[11]，边市贸易顺利进行。鲜卑，在东汉初“始通驿使”。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於仇贲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12]。安帝永初中，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通胡市”。“是后，或降或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但汉与鲜卑的边市贸易仍有，一直到献帝末，彼此或时仍有“互市”之举[13]。两汉时期的边境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