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1期(2004):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访邹承鲁院士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自1951年从剑桥大学学成归国以来，一直立足于国内，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下，仍然在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细胞色素与呼吸酶系、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酶活性部位的柔性、新生肽链的折叠与分子伴侣等方向取得了大量重要的成果，并因此而两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此外还获得陈嘉庚生命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重要奖项多次。他为什么能具有如此旺盛的创造力？培养创造力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带着这些问题，自2002年9月以来，笔者多次拜会了邹先生。有点出人意料的是，邹先生并不特别强调个人的天赋；更为他所看重的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实验室的优良传统、整个社会独立思考的文化氛围。换句话说，天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天才的土壤。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的要求，并征得邹先生的同意，现将邹先生的部分谈话记述如下，希望能对青年的成长有所裨益。受访人：邹承鲁院士（下面简称邹）访问人：熊卫民（下面简称熊）一成长之路熊：听说您小时候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对我们这代人来讲，那可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能不能详细讲讲？邹：我父亲过去在铁路上做事，我跟着他跑了很多地方。我1923年生于青岛。我们在青岛住了大概两三年吧，然后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东北——先是在长春，后来又到沈阳。在沈阳时正好碰上了九·一八事变——事情发生在晚上小孩子睡着了不知道，早上一醒来，发现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地上。我很奇怪，大人告诉我：“晚上打仗了，小孩子放在床上不放心，就把你放在地上。”那时，我们关着门不敢出去——外面都是日本兵啦。九·一八事变过去10天左右，我们一家人逃到了北平。我父亲通过他在铁路上的关系，又在北平的铁路上找了个事情。然后我就在北平上小学。1933年，在我大约10岁，正上小学4年级时，我祖父去世了，而我也染上了肺病——肺结核，于是休学，被父亲、母亲带到无锡乡下老家奔丧。母亲带着我在无锡住了几个月，给我养病。这期间，我父亲被调到汉口，到平汉铁路局做事。那时候，铁路上的待遇还是比较好，所以在无锡住了几个月后，我母亲就把我带*作者简介：熊卫民，1974年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资料中心资助。到庐山牯岭，租了几间房，在那养病——那时候肺结核没有什么治疗的特效药，就是靠休息，而山上空气新鲜，比较利于养病。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半年，我母亲看我脸色比较好就把我从牯岭带下山来去汉口，到我父亲那里。他们找了医生给我作检查，医生给我听肺后说：好了，没事了，以后注意一点就行了。因为生病，我总共休学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功课是丢了下来，就自己补一补，然后在汉口继续上小学，一直到小学毕业。当时，据说汉口没有好的中学，而我有个舅父在长沙做事，他蛮喜欢我的，就说：到长沙去吧，长沙有好学校。于是把我弄到长沙，在长沙的雅礼中学念了一年。那时候一个人住校啦——虽然舅父舅母在长沙，但学校在郊区,他们在城里，也就一星期去一次；周末过去吃点好的，平常都在学校。雅礼中学虽然也是好学校，其实也不能算太突出。而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初中生，年纪还小，一个人在外面，我父母不放心。于是，他们说：初中凑合着一点算了。就这样，在雅礼中学念了一年之后，1936年时，我又被接回汉口。我转学进了一个中学——叫汉光中学，在那念了两年书。待1938年我初中毕业，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武汉已经很紧张，日本人已经打了过来。我父亲就带了我们全家坐船从武汉去重庆。到重庆后，他又在成渝铁路局找了个事情。熊：您刚才说，您父母看重高中。您在重庆进了哪个中学？邹：1938年，我在重庆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考进去后按成绩分班。一个年级6个班4个男生班2个女生班。我们那个班——41级1班——是成绩最好的。一共有28个同学毕业，其中27人通过了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校的联合考试，剩下的那个同学也考进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后来，有4个同学被选为院士：朱光亚、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