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下的中国模式争议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红极一时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参见本刊2010年第26期报道《中国凭什么复兴》)将探讨中国模式的视野推向历史深处，不过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的研讨会，研讨会由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主讲，其他四位学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小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秋风(独立学者)、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担任评论人。这场研讨吸引了北大内外数百名听众。研讨会上，好几位学者也都试图去重新发现中国历史。主讲人姚洋认为中国模式有四大要素，其中之一是贤能体制。他说，中国古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选贤任能体制是我们的优秀传统，今天重新通过党管干部把它发挥出来。这有利于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提高政府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府德行。曾几何时，中国人不重分析思维而重整体思维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古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现在也被“翻案”。北京大学教授陈平说：“从老子开始我们就是整体思维不是分析思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为什么中国的高铁几年就超过了日本和法国，我们同时进口法国德国日本的技术，当时我也以为中国疯了。后来发现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逻辑，而是哲学家的逻辑，把大家的优点整合起来，马上超过他们。这不是整体思维的成就吗?”重新审读中国的历史，成了知识界的一种新时尚。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一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自2010年初出版以来持续热卖，数月内已重印4次，印数超过5万册。韩毓海告诉本刊，因为这本书，北大历史系已经给他排了一门课。在他看来，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是近500年来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从这样的历史思维推下去。韩毓海认为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实现了国家能力的回归。“历史告诉我们，”韩毓海说，“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使国家得以有组织、有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类似这样的“审读”使火热一时的“中国模式”概念具有了浓厚的大历史的色彩，也给思想界带来了新的魅惑。如何看待这种审读?如何辨识其中似是而非的东西?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审读是对于中国历史的“浪漫主义叙事”，需要进行冷静审视和批判。“好了伤，忘了痛”的文化健忘症《?望东方周刊》：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东西相关，你如何看待这种反思?萧功秦：几年前，我在上海某大学列过一位美国左派历史学家的讲演，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好的全球化”，一种是“坏的全球化”，中国古代的进贡体制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好的全球化”，而现在西方的全球化就是坏的全球化。西方学者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其实，当年伏尔泰为了反抗本国的专制，也曾经把遥远中国的康熙时代描绘成人间天堂，他大谈康熙的开明是为给批判路易王朝的专制残暴寻找一个参照，然而康熙发动最残暴的文字狱却不在他的关注之中。这使我想到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即西方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通过不自觉地美化传统中国，即通过一种移情作用，把传统中国视为西方以外的另一个诗意的异邦，以此作为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的参照对象。而中国人又往往由于心理上的需要，一听到洋人对老祖宗的赞美就会飘飘然，怡然接受这种对中国传统的诗化解释。于是出现了洋人浪漫主义与中国自己的浪漫主义的相互强化与激荡效应，他们会对我们说，看，连洋人也这么说!事实上，这位洋教授最大的问题，是他完全忽视了结构比较对于文明研究问题的意义。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前资本主义欧洲，虽然表面上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共同体，但它们所具有的发展潜力与结构优势，则是大一统的专制帝---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望尘莫及的。此后，老大中国在西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