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之一）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的明朝，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载，清皇室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这是清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撰稿者的杜撰。清开国时期从未使用“满洲国”一称。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8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注：《建州纪程图记》第22页。辽宁大学《清初史料丛刊》1979年版。）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注：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注：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与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取代。（注：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闰四月，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0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注：据《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后，朝鲜“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4页。），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5页。），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辛卯年，癸巳年。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1、313、315页。），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