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条件的元伦理学考察赵敦华摘要：“普遍伦理”（又称“全球伦理”）是最近几年在国内外兴起的一种伦理学主张。本文追问“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元伦理问题，并指出，在当代世界，任何伦理只有满足具体的绝对性、超越后现代、成为内在的“自生系统”、应用性、具有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价值观、跨文化等六项“可能性的条件”，才能具有全球范围的普适性。本文最后特别关注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认为这大概是当前讨论“普遍伦理”问题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伦理道德自然是普遍的，没有普遍性的道理或规则不能是伦理。在此意义上，“普遍伦理”这一概念的修饰语“普遍”实在是多余的。然而，我们也要理解，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自有其用意和针对性。不难理解，“普遍伦理”所强调的“普遍”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针对当前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流行的价值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强调伦理道德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各种伦理价值是统一的，而不是孤立的，各不相关的；其二，针对全球化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强调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义务遵守的全人类共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就其普适的范围而言，“普遍伦理”也可称为“全球伦理”。“全球伦理”的口号首先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于1990年在《全球责任》一书里提出。孔汉思等人还召集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会议，签署孔汉思起草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以及美国神学家斯威德勒起草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后来又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哲学与伦理学处出面，于1997年分别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召开了两次关于全球伦理的国际会议，于1998年在北京召开了“普遍伦理：中国伦理传统的视角”专家研讨会。此次会议之后，“全球伦理”在国内引起很多讨论。我们讨论“普遍伦理”时，需要注意两个事实：第一，“普遍伦理”还只是一种伦理主张，尚未付诸实践；第二，“普遍伦理”还只是种种设想，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更谈不上什么完整的理论了。本文以下讨论即是从这些事实出发的。根据第一条，我们的讨论属于元伦理学范围。伦理学讨论的对象是伦理道德，即，在一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指导下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元伦理学讨论的对象则是各种伦理学的学说主张。“普遍伦理”既然属于伦理学范畴的一种理论主张，关于它的讨论也就是元伦理学的。根据第二条，我们关于“普遍伦理”的讨论不是一种全面的理论考察。由于人们对“普遍伦理”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根据某一种说法就对普遍伦理的合理性或可行性作出明确的、一般性的肯定或否定。但是，我们可以审视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条件”，即，追问“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普遍伦理”何以可能？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与康德不同。当康德提出“可能性条件”的问题时，他已经预先设定了被考察对象的真理性。例如，他设定了欧氏几何、牛顿物理学和“未来形而上学”（包括他的绝对主义的伦理学）的真理性，然后分别提出了它们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揭示现实存在和真理的先验基础。我们提出“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既不假定普遍伦理的真理性，也不预示它在未来的可行性，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考察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如果它满足了这些条件，那么可以肯定它具有合理性和指导实践的可能性；反之则可以得到否定的结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即使肯定它作为一种可能的伦理学主张，也不意味着肯定它的现实的或未来的存在，因为任何一种可能的理论，都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充分条件，才能获得其现实性。出于以上理由，我们把用以衡量“普遍伦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标准称作“可能性条件”，按这一标准对它的考察则可被称作追问“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根据对中外伦理学传统、趋势以及现代社会的特点，我们认为一种伦理学理论若要具备最大程度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必须满足以下可能性的条件。1．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有具体的绝对性；2．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而是超越后现代的；3．不是道德本位的，而是内在的“自生系统”；4．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