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与延续：近代中国乡村高利贷习俗的重新解读（下）第六类：粮食与粮食及其他实物的互折债主不仅将粮食与货币相互折算，还常因季节价格变动将不同种类的粮食及其他实物相互折转，以加重对债户的剥削。首先是不同种类粮食的折转，即春天借米，麦收后麦贱米贵，就以米折麦，稻收后米贱麦贵，就以麦折成米。如江苏武进县称“翻头利”、金坛县称“折粮色”，第一年春季借米1石，至夏季加利2斗，时米贵麦贱，每石米等于3石麦，若无力还米时，则将1.2石米折麦3.6石，到秋季收获后，米贱麦贵，就再将3.6石麦转为3.6石米；若再不还，到第二年夏季变为4.32石米，再折成12.96石麦，到秋收时又变成12.96石米，如此轮番折转，重重盘剥。（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无锡县有“八斗九年三十石”之说，也是以粮折粮的方法，借8斗米，经过9年，要还30石。（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武进县戴田村的周某以此方式放米2石，5年后即成70石。此类高利贷在武进县梅港乡称米麦“轮番打转”，太仓县称米麦“利加利”，常熟县称“捉麦账”，盐城县称“种子钱”。（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页。）还有粮食及其他实物的混合折转。如武进县涂野村为斗、麦、纱、稻相互折算，一农民于春季2月借斗4.5石，麦收时折麦8.8石，此后又折成8包纱，稻收后再折成24.5斗稻。（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以上只是对流行的能够归类的高利贷习俗做了简单的举例和描述，其他名目仍有不少，恕不赘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资料没有记载诸高利贷习俗的起源和演化，故无从知晓它们的增删流变。但是，从其他有关古代高利贷的研究来看（注：参见刘秋根、乔幼梅、韩大成等人的论著，兹不一一记录。），上述民俗有相当稳定的继承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民俗学讲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当然有其道理，但从类型和模式而言，也有其共性，只是表现形式略有差异而已，以上所述两个地区的高利贷习俗即可证明。（注：不仅在国内，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存在类似习俗，如1920年代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佃农，因“缺乏生产和消费资金，他们被迫在稻谷价格昂贵的播种季节贷款，而在收获季节——稻谷价格奇低时——偿付与贷款等值的稻谷。其结果，地主的实际利率接近200％。”(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这一习俗与中国乡村的“粮钱互折”是一样的。）三---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高利贷作为一种陋俗，对债户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极深的和恶劣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有些债户被高利贷者掠去土地；有的被迫出卖房宅，卖儿鬻女；还有的将妻子、儿子送至债主家作佣人；更有一些债户陷入破产的深渊。总之，高利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际的矛盾和冲突，危害了社会稳定。流行各地的民谣表达了农民对高利贷者的痛恨情绪。如河北清苑的农民流传“八斗九年三十石，十个骡子驮不完，二十五年整一万，升升合合还不算”。（注：河北省统计局：《28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增刊第2期。）山东胶东地区也有一首歌谣：“使了财主的钱，好比上贼船，利上又滚利，典儿卖女也还不完。”（注：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在苏南等地流传“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农民出路有三条，逃跑、上吊、坐监牢。”（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还有一首三字民谣，“驴打滚，印子钱，高利贷，利加利，一还三，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注：江苏农村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农村金融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湖北宣恩县流传“背债是个无底洞，马打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