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但考之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六君子”之死，另有真相。“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硃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硃谕称：“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详细]洪振快：1895年里的一本书与戊戌变法洪振快历史学者《泰西新史揽要》的见解相当于给甲午战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所以它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1895年，一本名为《泰西新史揽要》的图书在中国出版，随即刮起阅读旋风，从皇帝、高官到普通知识分子，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更有意思的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拜访恭亲王奕訢时，关于此书两人有一段惊人的对话。喀西尼问奕訢是否读过此书，奕訢表示读过。喀西尼问：“你对此书有何意见？”奕訢回答：“这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喀西尼说：“那么，我恐怕你未明了此书之精神了。它教导人何谓民主，反对专制。这种观念一旦成为潮流，你们六百万满洲人在自由选举的情形下，必为四亿多的汉人赶逐下台，而你亦须卷席归田。”这段对话来自《泰西新史揽要》汉译本翻译者李提摩太的自传。李提摩太不是该事件的亲历者，无从查证它的真伪。自然，也无从揣测奕訢听到喀西尼的那段惊人之论后作何感想。在晚清政治风云中，奕訢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算是思想开明者。奕訢原认为《泰西新史揽要》“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但他听到喀西尼的那段议论后，还会认同原来的判断吗？《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作者麦肯奇是英国人，新闻从业者，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该书1880年伦敦初版，经李提摩太翻译，1894年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英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次年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正式出版。《泰西新史揽要》介绍“泰西”（指欧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各国的19世纪发展史，总结各国兴衰规律。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民既有权，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有了民权，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议员）治理国家的权利，也就无须“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该书受19世纪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推崇19世纪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