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如何影响房价的子木聊房01不可思议前段时间上海的老吕（化名）给我打来电话，显得异常激动，连来了3句“不可思议！”因为就在2020年1月7日，苏州发布了一份关于人才落户相关政策草案。草案称：“落户政策正在征求意见阶段，最终人才落户政策将在2020年上半年出台”。老吕是上海土著，他孩子毕业后追求女友，在苏州打拼，他成天叨叨要给儿子在苏州买套婚房。然而2019年正咬紧牙关准备下手时，苏州便迎来了最强限购。老吕悔不当初，认为要等几年。这不，风向就转变了。苏州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布这份草案，对当下的楼市房价趋势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苏州很特殊。房价从2016年开始连年高涨，直至2019年才结束，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整个楼市大周期的城市。当然，也成功地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为了响应宏观调控政策，2019年7月24日，楼市强行被苏州史上最强调控令冰封了。新房限售“房本+3”年，二手房限售“房本+5”年；同时，非本地人严格限购，在前3年内拥有2年社保，才有资格在苏州买1套住房。然而没过半年，现在新一轮人才落户政策就成了板上钉钉之事，变化未免也太快了。要知道，人才政策和限购政策是天然对冲的，而且纵观这几年行情，限购在人才政策面前已经形同虚设，例如2018年西安的抢人大战对房价的拉升作用。再把这两年放开二胎、放开落户政策、人口出生率、城市群规划等等这些关于人口的政策联系起来，我仿佛看到了中国人口的第二个机遇红利，而这又对楼市产生巨大变革作用，对个人财富影响也至关重要。至于“第二波机遇红利”是什么，且听下面分析。02第一波紅利从1949年到现在的2020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巨大的“迁徙变革”。至今为止，我认为中国共诞生了两波重大红利期。第一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典型事件如“12万公务员下海”和“10万人才下海南”。上世纪90年代，邓老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并提出“鼓励创业”的口号。市场经济开始起步，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这时候全国掀起创业潮，很多人选择离开体制，闯入社会。更多的人留了条后路，选择了“停薪留职”，也就是说，如果创业不成功，还可以再回归体制。人社部曾做过统计，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不辞职却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的人超过1000万人。与此同时，人口开始第一次大规模迁徙。那时候交通条件特别差，都是绿皮火车，但是横跨一个中国，南下淘金的人并不少。五湖四海的人口和财富聚集，让深圳、广东、福建、江浙一带，迎来了第一波历史机遇。那时候去“淘金地”，只要勤快些，都发了财，如果脑袋灵光些，现在基本都是千万级的富人了。紧接着是10万人才下海南。1998年4月，海南建省，成立海南经济特区，巴掌大的一个岛屿，很快吸引了全中国年轻人的目光。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约10万人次的闯海人，如潮水一般地奔向海南寻梦、创业，在千万人才创业潮的基础上，合力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那时的海南一片蒸蒸日上的形态，然而因为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薄弱，只有房地产产业如日中天。随后被炒到天价，最终导致房价泡沫破碎，烂尾楼漫布江野，开发商纷纷倒闭，银行被不良贷款压垮。但是那段时间在海南创业的人，只要逃离了最后一波房地产震荡，返回家乡基本都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例如逃离出来成为地产大亨的潘石屹、冯仑等万通六君子等人。第一波人口所创造的机遇在90年代，那么问题来了，第二波到底是何时呢？03第二波红利聪明的人应该想到了，就是现在！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解读。其实自90年代之后，人口迁徙在中国大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然而有一个因素制约了迁徙效率，它就是城“镇”化建设。中国早期在做城市发展规划时，考虑到人口基数庞大，且早期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比例悬殊，所以为了避免短时间内人口加速涌入，对城市管理造成冲击，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先把村里的迁徙到“镇”，然后再到城市。工具就是户口。然而结果是，户口将城市和人口相对独立分开了，进城的居民如果没有户口，会受到当地福利待遇的层层限制，例如小孩不能上学，生病去不起医院等问题。所以在人们在迁徙去另外一个城市淘金结束后，往往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