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新阶级，旧景观傅祥，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20多年前，他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从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回到了这座城市。然后，他进入一家皮鞋厂做了一名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阶层转换。按照中国社会学家的划分方法，傅祥实际上已经跻身于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确，在这座历史上以繁华和富庶著名的中国城市中，傅祥的日子虽然远远算不上“中产”，但与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经赋予了他某种职业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义所寄托的那样，稳定而安详。在整个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静的。进入90年代之后，皮鞋厂的困境日甚一日，用卖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终于，傅祥下岗了。现在，傅祥住在他那间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领取190元的下岗“工资”。傅祥的这间住所阴冷而潮湿，为了节省开支，傅祥在晚上已经很少使用电灯了。傅祥已经结过两次婚，白天，他经常将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年纪很小的儿子独自锁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光中，经过20多年的变化，傅祥已经彻底的沉入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的未来似乎变得一片黯淡。傅祥的住所位于这座城市一个十分古老的街区。据说，这个街区是几百年前清兵火烧扬州时仅存的十八户人家，故名“十八家”。这个非常有历史的街区，这一次又通过傅祥的经历，演绎着中国最新近的一段历史。见证过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经历只是中国最新一轮剧烈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这种悲喜剧，正在中国广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着。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写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同质社会迅速的走向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从一个差别很小的社会演变成一个差别急剧放大的社会。差别的形成过程正是一个社会内部能量聚集的过程。可以想象，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巨大社会中重新分层并制造令人目眩的财富差别，风险将是巨大的。那么这种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掠夺色彩的重新分配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良性循环的契机，还是重新蹈入历史灾难的又一个拐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刺眼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们将看到肮脏混乱的贫民窟和富豪盈门的高级俱乐部所构成的鲜明对比。”八年之后，傅祥的生活变化证实了这个预言。只不过，傅祥以及其他个案所显示出的绝对贫困程度，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估计。农民，被隔离的底层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政府的农民有上万之众。对于一直就以“农民问题专家”自命的中共来说，仁寿农民暴动可能只是一个丢人的“洋相”而已，但对于阔别农民运动已经半个世纪的中国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某种不祥的历史接续。在中国将近1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中，农民问题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正是凭借对这个中国式问题的清醒洞察，中国共产党才从一个小小的革命集团而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执政者的。仁寿县，位于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离省会成都不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一直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祥之地。在平静了40多年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又一次爆发在中国偏远的内陆省份，这很难说是偶然的。不过，仁寿农民运动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面，是它爆发的时间。仁寿农民暴动，发生在1992年年末，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一年时间。1992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戾点，是以城市为主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启动时期。此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中都弥漫着一种“新纪元”的躁动，开发区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四处流传，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种兴奋和焦虑紧攥着。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资源在短时间内向城市迅速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