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权贵现象、成因及限制自科学与宗教分离的百余年来，学术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一直呈现的是独立自由的精神、高尚纯洁的品格以及理性求实的形象，对于从事学术探索的学者们，更是将学术视为与生命同价的神圣地位。就高校组织而言，尊重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形成学界对科学探索规定性的高度赞同，也是学者们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健康运行的基石之所在。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我国高校的学术结构与学术行为仍然彰显着行政权力的强力作用，这极易使得以知识精英为依托的学术权威在其学术活动中产生权力变种行为，甚至是"为一些自身利益受到通行的奖惩体制保护的社会集团提供特权";［1］，学术权贵就是其中颇为典型的群体。剖析学术权贵所映射的学术权力异化问题，不仅是整治学术乱象的着力点，同时也可为优化高校学术共同体的发展生态以及规范学术权力运行提供理论和实践参照。一、高校学术权贵现象及其本质共同体是场域的基本特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比如文学场域、艺术场域、宗教场域、大学场域等等［2］。实际上任何一个场域都受到元场域（如权力场域）的制约与影响，同时也会经历一个自主斗争以摆脱受制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历程。大学作为探究、应用、整合和传播高深知识的固有阵地［3］，无论是中世纪大学积极寻求逃离教会控制，还是德国洪堡（WilhelmvonHumboldt）试图走出国家权力干扰，以获取"真正的科学研究受到大力的鼓励和支持";［4］，均彰显了对大学场域学术独立性的根本诉求，然而大学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着权力博弈、利益争夺和机制转换等资本运作的世俗战场";［5］。由此可以断定的是，任何一个场域越是具备自主性，其内部的逻辑越能得到共同体的遵守，外部权力也难以渗透。（一）"知识权力资本";的集合体"在非常规化的组织中，员工的专业化往往导致水平分化";［6］，显而易见，学术职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行使学术权力的学者也应该是承担相关学术管理事务的专家。但就中国的高校场域来看，政府在给学校赋权的同时，特别注重"让训练有素的专家执行一揽子组织任务（同一性质或类别的）";［7］，实则强化了行政权力延伸和转移。这种行为逻辑的结果造成我国高校组织内部长期缺乏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理念，加之权力运行的机制不健全，自身发育未足的情况下若再承接过多的自主权力，很容易形成权力乱象。甚至一些知识精英成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主动投怀送抱，把学术作为利益交换的砝码，"导致大学内部的所有竞争，都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或者向权力本身献媚的竞赛";［8］。学者们本以真理为最高报酬的自由原创学术，日益异化为以名利为最高报酬的充斥大量、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学术制造业；驱动学术创新的自由自觉的精神驱动力、却日益让位于制造学术泡沫的名利驱动力，学术日益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9］，由此所产生的基于知识积累权力集聚资本集合的过程，成为了学术权贵化的重要表征。（二）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的合法性基础托夫勒（AlvinToffler）曾将知识置于其所建构的合法性基础中的重要位置［10］。因为无论是从知识与权力的直接关联来看，还是将知识作为一种资源来审视，知识都是权力的一种重要合法性基础。劳斯（JosephRouse）则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体现在我们的研究实践中，而不是表象性理论中那些完全抽象化的东西";［11］。作为从高校场域中生成的一种权力，学术权力必然与高深知识这一合法性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高深知识的载体，学者之所以天然地拥有学术权力，不仅缘于其在专业领域所独掌的知识要素、信息资源和思维能力，而且这些专业人员由于任务和技术的差异，"各专业人群就成为具有不同的思想风格"，采用不同的专门方法的有特色的思想集团"（thoughtgroups）。每一个这样的集团就逐步成为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权威";［12］。他们在一定的结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内部关系及其活动方式就构成了组织化形态的学术权力［13］。显然，学术权力组织化形态是学术权力由个人所有转向集体所有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制度化的结果，但值得指出的是，集聚了高深知识的学术权贵的合法性在很大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