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形象与当代的焦灼【摘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历史话剧《刺客》中的“豫让”这一角色，对其身上所蕴含的古代形象和当代焦灼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期能对人物形象和话剧内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关键词】古代形象；当代焦灼；《刺客》；豫让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8-0057-01深沉、阴郁、肃杀，古拙的城墙、灰暗的色调，刀光剑影、血气萧萧，还有时而磅礴时而骇人的乐曲和音响效果，这就是历史话剧《刺客》，它把观众引进了群雄争霸，胡劈乱砍的战国时代。不过，这其中又夹杂着一丝冷嗖嗖、惨凄凄的黑色幽默，这是因为主人公豫让。豫让，这一古代人物的艺术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这一古代人物与当代人产生了共鸣，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一古代人物与当代人产生了背离，而且，是极为严重的背离。豫让是书生，也是门客，曾“供职”两大门阀，但都被漠视。后来，两大门阀被灭，豫让等闲视之。投身智伯后，智伯以国士待之，予以重用。因此，当智伯惨遭赵襄子杀害时，豫让决意行刺赵襄子，以国士的姿态回报智伯，全然不计二者之间的是非善恶、青红皂白，理由只有一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是他的“版权”，此后风行天下。朋友告诉他，赵襄子是仁君，十分看重你，只要改投赵门，他也尊你国士，保你荣华富贵。面对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豫让不为所动，一无反顾，仍要刺杀赵襄子，宁可舍身，也要取义。豫让不惜一切刺杀赵襄子，但得知有人图谋以诈降的方式行刺，目的与他完全一样，也是为智伯报仇，他却冲冲大怒。他认为，要么宁死不降，降，就该真降，降了赵襄子就必须做赵襄子的忠臣。诈降，小人伎俩，大义不容。豫让宰只鸡都费劲，偏偏要去当刺客，刺杀的还是大军统帅。赵襄子宽容，捉了又放，刀下留人。而他毫不领情，“漆身吞炭”，毁容变声，只为别人认不出来，便于接近赵襄子，再下杀手。结果，不仅搭上自己一条命，徒留笑柄，还为赵襄子做了“仁君”的广告，大美其名。凡此种种，豫让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与当代人背离，无一不令当代人费解。当代人若有这等机遇，真可谓吉星高照，一定及时把握。想当官的当官，想发财的发财，想报仇的报仇，想逃命的逃命。而豫让，不是这样。豫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此时的精神、智慧、道义和文化风采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都是无与伦比的，他深受这一时期的熏陶，践行这一时期的理念，他的心态、他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一时期的要求，堪称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模范”。光阴荏苒，沧海桑田，悠悠两千四百多年。至今，豫让越是炫耀他的忠，越容易被当代人理解为愚；越是高扬他的义，越容易被当代人认定是蠢。豫让的忠，确实是愚；豫让的义，确实是蠢。但剥去他表层的愚和表层的蠢，不难发现，蕴含在他心底的内核则令人肃然起敬。这内核，恰恰是当代人越来越缺少、越来越弱化、越来越需要在此基础上重新锻造的――精神品格。豫让的单纯，反衬了当代人的复杂。豫让的执着，反衬了当代人的浮躁。豫让的诚实，反衬了当代人的世故。豫让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更反衬了当代人的功利追逐。他之所以单纯，之所以执着，之所以诚实，之所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正缘于他的精神品格。与“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不同，豫让没有南拳北腿、刀法剑术，他只是一介书生，胆子不小，本事不大，连三击刺袍都无法完成。但透过这些现象，仍然可以看到他灵魂的激越、灵魂的炽烈，为了自身所崇尚的理念，宁可以卵击石、身首分家，也绝不患得患失，蝇营狗苟；为了所崇尚的理念，面对送上门来的升官、发财、报仇、逃命的机会，竟无一索取，全部坐失；为了所崇尚的理念，残身苦形，矢志不移。最终，他失败了，而且败得可怜、可笑，但这可怜、可笑的深处却是可歌、可泣。不错，他是愚忠，还有非理性的大义。但这只是那一时代的浮尘，千百年的狂风暴雨早已将这些表层的东西冲刷干净，而他那融于血液、发乎心底的精神品格则一如天际的恒星，至今闪烁。《刺客》中的豫让，作为历史人物形象没有穿越历史，没有与观众互动，也没有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但这一人物的经历、命运、品质、言行以及性格特征却仿佛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