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肇始: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摘要：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转向中，美籍华裔汉学家陈世骧率先运用“差异性”理论，提出“中国抒情传统”的构想，开启了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新路向。文章重点关注这一创构的两个问题：文类理论与考据方法。前者揭示“抒情传统”的观念背景和比较语境，重点关切经由中西文类理论引发的文学传统的不同路径；后者则以中国文学的“抒情源头”为考察对象，揭示陈世骧的国学背景及其研究方法间的关联。关键词：抒情传统；陈世骧；比较诗学；文类；考据方法1958年，韦勒克在教堂山大会上以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之演讲，引领国际比较文学从重视“影响研究”、依靠材料考证、强调事实联系的“法国学派”时代，进入了重视“平行研究”、看重文学作品自身独立性和文学性、强调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视野的“美国学派”时代。这一研究转向，对以比较为基本视野的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0年代，著名留美学者陈世骧显然已成为这一新主张的实践者，在其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演讲稿《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比较文学的要务，并不止于文学相等因式的寻找；它还要建立文学新的解释和新的评价”，随即他提出了以标榜文化独特性为宗旨的“中国抒情传统”论断。一文类：在东方与西方中国文学批评，自《毛诗序》起，就有文学分类的自觉，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而提出的“六艺”说，风、雅、颂即指诗的种类。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审美的独特价值首次得到文人的广泛认同，文学批评中的文类问题也发展为中国独有的一套文体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陆机的《文赋》则更把“文章”细分为十大类，逐一划定美学特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而在以“诗文为正统”的古典文学体系中，又按刘勰“音韵之别”划定的“文笔之分”建立了中国特有的文类分野：“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至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明清以来虽然有了惊人的发展，但始终未能进入文人“雅”文学范畴，因而在文类上并没有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与此相对的西方文学传统，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就一直倾向于把整个文学领域分为三大类，这种分类至今仍然通用，它们是：戏剧文学、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亚里士多德把文学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于是就有了以上三类文学：“假如用同样媒介模仿同样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模仿者用动作来模仿。”这就是古希腊的史诗、抒情诗和悲喜剧。发展至黑格尔，则以文学创作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来重新阐释上述文学分类，他认为叙事诗是客观性文学，抒情诗是主观性文学，它们都有其片面性，唯独戏剧是扬弃了主观与客观的综合艺术，具有优越的地位。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三大文类的地位几经变迁，形式也多有变化，但这一经典的划分方法和评价体系却最终保留下来，成为西方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东西两大文学传统对于文类的不同解说和偏好，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转向后，终于得以在文化独特性的层面上相互对话。1991年厄尔。迈纳(earlminer)《比较诗学》的登场，标志着文类理论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该书从简单的中西文化差异论中解脱出来，提出建立在“普遍性诗学体系”上的“基础诗学”的大胆假设。由于把人类的全部文学活动视为一个整体，迈纳从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类三分法——戏剧、抒情诗、叙事文学切入，对不同的文学传统进行考察，从而发现了建立在文类理论上的“原创诗学...